以上各钱，除大中之外，均极少见。明代币制以纸币为主，但也铸造了不少铜钱，且品类繁杂。朱氏铸钱，自大中始，开始背文纪地纪值，这是明代铜钱的一个特征，一直影响到清末铸钱。且明代钱币一反往朝，均为通宝，而无元宝，主要避朱元璋之“元”字讳。自洪武之后又铸了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
由此可见，这就是明神宗万历年间开矿的开始。但开矿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反倒滋生了贪污，被皇帝派下去的宦官只顾搜刮民膏民脂，虚报矿银产量。正所谓上行下效，皇帝的长期怠政，军费的大量消耗，严重的贪污，对晚明的财政造成重大负担，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以致《明史·神宗本纪》中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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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开矿和商业一样都会干扰这个国本，由于利润的刺激，大量的劳动力会蜂拥于此，官营的开矿甚至会刺激大量民营开矿的兴起，让统治者不安的就是聚集起来的矿工，将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例如成化年间的矿工首领叶宗留起义。
“三大征”旷日持久，历时近十年，到万历二十八年六月结束。“三大征”虽都以胜利而告终，又由于乾清、坤宁两宫大火峭，营造乏资，遂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分遣太监为各路矿使，大开银矿，并有“矿银钱”的铸造。有大小两种。小者，较“万历通宝”铜钱略小。除背“矿银”小钱外，另有分铸“四钱”两字者，余文字皆同小品。
明初仿效元代政策，推行纸钞，禁用金银。后因经济的发展，海外市场的开拓，需求量增大等原因，明英宗正统年间“驰用银之禁”，白银取得合法的地位。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年）始开采银矿铸行银币，先后铸“万历通宝”背“矿银”、“矿银四钱”及“万历年造”背“二钱”、“五钱”、“八钱”、“九钱”两种纪值银币。由于铸量极少，加之历经战乱和人为销熔，今已存世无几，弥珍贵。
对于明万历银钱的性质与用途，我国古钱币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属于“钦赏”性质的非正用品。朱活先生指出：“万历年造大小银钱，殆非正用品。”（朱活《古钱小辞典》）唐石父先生认为均属“钦赏金、银钱，铸于明宫内府‘银作局’……以备钦赏之用’”。并明确指出“１９５９年于北京市郊朱忠禧墓的万历年造银钱两枚”皆“墓主生前得自钦赏，死后随葬”。（唐石父《中国古钱币鉴赏》）近，本人有幸于郑州见到一枚“万历年造”背“二钱”生坑大开门古币，该钱直径２７毫米，重达７克。出人意料的是，该钱并非银钱，而是铜钱。其铜质极为精纯，几无锈蚀，原光包浆保存完好。铜色发白，与白铜开元钱的铜色极为近似。据河南省金银珠宝饰品质量监督检验站Ｘ荧光检测显示，其金属成分构成为铜占８０％多，余为锌及其他金属成分，仅含极微量的银。钱文自然流畅、端庄遒劲，与银钱的字风神韵吻合无二。轮廓规整，内穿平齐，字口深峻清晰，地张平坦光洁，肉质厚重，品相极为精美，令人百看不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