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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喜爱使用闲章，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是紧密相关的。讲求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的文人书画在清代尤为繁盛，印章作为文人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人墨客表达心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文人治印的风气渐浓，而崇尚汉文化的清初帝王，自然深受影响。他们不仅喜爱书法、绘画、诗词歌赋，对于治印也是相当热衷。乾隆皇帝可能是历史上为酷爱印章的皇帝，据《乾隆印薮》记载，他拥有的闲章超过了1800方。
2011年香港苏富比曾经拍卖过一方白玉坐龙“雍正御笔之宝”，与此方宝玺使用的是同一张印文设计稿，印文刻工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因此二者的印文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可以对比观察。对于此方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而言，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风云变幻，还能够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实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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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福祥介绍说，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宝物粗略估计,乾隆一生共刻制宝玺达1800余方,这个数字恐怕是后无来者。在质地上,乾隆宝玺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中国制印的传统材料铜、玉、石、水晶、玛瑙、、文竹、蜜蜡、澄泥等,当然还是以常用的印章石和玉石占绝大多数。其中玉质宝玺的制作比例明显较多,玉石品种包括碧玉、青白玉、青玉、墨玉、汉玉等,总量达600余方。
除了著录书画中较为固定的钤印之外，还有大量的书画中钤有乾隆皇帝的闲章。这些印都体现了乾隆皇帝的爱好、性格以及当时的心境。乾隆皇帝尤爱晋唐宋元名迹，从现存早的山水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中可见一斑，开卷处钤有“太上皇帝之宝”“石渠宝笈”“宁寿宫续人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中间部分有“乾隆御览之宝”，结尾处有“古稀天子”“寿”“八徵耄念之宝”。值得一提的是，“古稀天子”“八徵耄念之宝”和“寿”都是乾隆晚年非常钟爱的闲章，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乾隆在这个阶段的心迹。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把自己看作是千古之中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为此他还特意撰写《古稀说》，其中有：“余以今年登七袤，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而即继之曰‘犹日孜孜’，盖予宿政有年，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宁寿宫，其未归政以前，不敢驰乾惕。犹日孜孜，所以答天麻励己躬也。”从这段节选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虽颇为自负，但是仍然壮志未泯，告诫自己要励精图治。而“八徵耄念之宝”则于乾隆八十寿辰之时制作，同时又治“自强不息”玺作为其副章，更可见其用意。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御宝制度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对御玺的数量、形制、玺文、保管等做了严格的规定，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御宝制度。他将御宝的总数框定在25方，每方御宝的功用都有着明确的细分。乾隆皇帝之所以将御玺的总数定于25方，有其特殊的含义。《周易》中有“大衍天数，二十有五”，乾隆帝用天数二十有五制定御宝数量，是期冀清代能够像中国历史上时间长的东周一样延续25代，昌盛久远。乾隆皇帝对于御宝制度的修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所制定的25方御宝象征着皇权的各个方面，至今仍存放于交泰殿中。
乾隆皇帝用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量多且易重复出现。玺文、内容相同的印章往往在同一幅作品中多次出现，这在内府收藏的书画中是很常见的。在乾隆皇帝所钟爱的书画上，留白的地方几乎都会被其玺印所填满。在钤印时，乾隆帝绝少会考虑到玺印与画面的关系，而是经常“任性”为之，将玺印钤在画面中甚为醒目的位置，甚至是画面，可谓霸气十，这些都与乾隆皇帝争强好胜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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