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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玉玺印谱)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玉玺20余方。
拍卖会上破纪录的这枚白玉圆玺乃乾隆皇帝20多方“太上皇帝”玉玺中唯一一枚圆形宝印。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此玉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4字，看得出，“太上皇帝”4字有意识地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这枚“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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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枚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是乾隆帝理想中的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玉玺是御玺的俗称，正确、专业的称谓：宝玺。明代正式宝玺亦为玉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即记载：“至嘉靖四十五年之冬，则世宗已不豫久矣，乃下诏曰：先朝甲戌遇灾，御宝凡六，其五已遭毁。命所司觅美玉补造。”可见御宝仍为玉制，惜未能流传至今。然成化、嘉靖时，确实用白石等制作一批印玺，多属闲章，部分印文的文字与御宝一样，现藏故宫。明朝有二十四宝玺，其中皇帝奉天之宝为唐宋之传玺（《明史》卷七十四；《明会要》卷二十四；《明官史·木集》）；清朝的宝玺用料更繁多，除玉外，还有栴檀香木、檀香木质、金质、水晶、玛瑙、骨质等等。
不同时代，对玺、印、章的使用范围不一。根据《通典》所载：“又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所好也。……秦以印称玺，以玉，不通臣下……齐，……并依秦汉之制。皇太子诸王金玺，皆龟钮。公侯五等金章……光禄大夫、卿……四品五品将军，皆银章。尚书令、仆射……诸州刺史，皆铜印。”可见，“玺”是帝后以及诸侯王所用，臣下则根据实际地位称“章”、称“印”。传说武则天忌“玺”谐音“死”而改为“宝”，自此至清代帝后及诸王印章皆称“宝”，如明代“潞王之宝”，清代“和硕怡亲王宝”。（按：清代郡王印章仅称“印”，如“多罗定郡王印”）。佩玺是有规矩的，不然，是会掉头的。
清朝二十五方御用宝玺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满文“皇帝之宝”、栴檀香木“皇帝之宝”、“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钤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