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见“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铜钱,依钱文区分为瘦金书小字及笔画粗壮的大字两种,以瘦金书者为佳,流传至今均成为珍品。清末著名文化名人李佐贤(1807—1876年)在《古泉汇》一书中写到:“大钱背文当拾,宋史不载,为吕尧仙所得,宋钱之罕见者。”
清末著名收藏家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话》中记述到:“理宗‘大宋通宝’背上‘当’下‘拾’,《钱略》曰:拓自严铁桥。《丛话》曰:瞿木夫(中溶)得‘大宋通宝’于吴门之黄土塔桥。未闻有偶。《泉记》曰:吕尧仙所得宋钱之罕见者。《观古阁·三稿》曰:大宋当拾泉,吴我鸥所藏,吴冠英曾贻拓本,虽王嘉荫亦无之。胡石查竞于厂肆得一枚剧佳。”(朱彭寿自按:此钱他没见过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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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制作十分精美,存世量稀少,嘉道时期古钱币收藏家刘燕庭(为李佐贤好友),1835年时获悉好友瞿木夫藏有“大宋通宝”背“当拾”钱,感叹为绝无仅有之物,并曾去函乞赠一纸拓片,却因故没有得到,直至十多年以后的1846年刘燕庭才在福建巡抚吕尧仙处见到“大宋通宝”背“当拾”钱,并得到了拓片,了却了一桩心愿。此事被刘燕庭记入了自己的笔记:“道光十五年(1835年),此钱(大宋通宝)真绝无仅有之品,与余所得翁宜泉旧藏之淳熙幕有庆当二十文者,皆鉴赏家所艳慕,因作札致苌生(瞿木夫)丐一墨本,瞿木夫复函云:已于辛卯冬日为他人所得,异日向其索拓寄来。惜哉,时道光乙未中秋日。”
据目前所见资料记载,清末民初至解放前获藏“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的收藏家有:吴我鸥、胡石查、彭少竹、潘伯寅、方若、罗伯昭、戴葆庭、张叔驯、孙鼎及日本人平尾赞平。而以清末大收藏家潘伯寅以五十两黄金的价格,自胡石查处购得一枚“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而成为轰动一时的。
两宋是我国历史上钱币铸造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不仅铸造数量大,质量也较前朝有很大提高,还多有创新之举,如北宋时期出现了九叠篆“皇宋通宝”钱、皇帝亲书钱文的“御书钱”以及广泛铸行对钱等,南宋时期则出现了纪年钱。
所谓纪年钱,是指在钱币上添铸有铸造年份的钱币。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开始,南宋政府下令在当年铸造的钱币背面镌明铸造年份,如淳熙七年铸的钱就在“淳熙元宝”钱背上铸一“柒”字,依此类推。据说南宋政府采用这种措施是为了防止盗铸。然而细细思量,此说恐不足信,难道钱币上镌明铸造年份就能难倒盗铸者吗?这还是泉界的未解之谜。
但南宋纪年钱的出现,为今人研究南宋钱币提供了很大便利。因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区分出不同年份铸行的钱币,从而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现在我们要准确辨别五铢钱的铸造年代就很困难,因为五铢钱不仅西汉铸造,西汉以后数百年间仍大量铸造使用五铢钱。而纪年钱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由于能准确识别它的铸造年份(包括公元纪年),这就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