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视察收罗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掘客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目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揭晓)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揭晓)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一定所有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掘客出土12件，收罗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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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视察时收罗，一件器型是盘，年月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月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划分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现在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熟悉。我以为照旧用其时人的说法来明确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纪录；“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纪录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治理，产物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行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纪录，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治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认真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外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治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其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纪录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纪录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纪录，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显着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纪录，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泉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物专供宫廷使用，以是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掘客的一样平常栖身遗址、墓葬、塔基、窑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否则，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样平常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窑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规模和工具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显着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