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纹是青铜礼器上主要的装饰，主要分为具象的龙纹与抽象的夔龙纹两个类型。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平面龙纹及其立体造型，多为仰面状，前额双角十分蓬勃，虽未如后世之龙长身多足，也没有详尽描绘指爪，仅以侧面图所示的两足体现前后两对龙足，躯体不长，卷尾上翘。商代中期以后，具象龙纹的姿态愈加富厚，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此处例举的五种龙纹构图方式，沿用了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的纹饰命名。
关于龙纹的差异姿态，该书相关章节已有较为详细的形貌，本文不再赘言。夔龙纹则是具象龙纹的抽象化变体，以简明流通的细长线条体现龙的身躯，角、足皆不显着，上翘的尾部也仅以稍微上扬的线条意会，狭长的夔龙纹带较为常见。由古器图录与实物遗存可证，商周时代龙的形象已经形成并牢靠化，是后世龙的雏形。然而，青铜礼器上的龙纹饰是成熟的形式，并不是龙形象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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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具象龙纹饰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出土的蚌塑龙形态颇多相似，应属于统一系统，体现着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传承关系。而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中亦见龙纹饰，尤其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盘龙纹陶盘，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代表器之一。盘内壁饰以口衔麦穗的蜷体蟠龙，以朱红与墨黑交替的色块体现龙身的鳞片，此种龙体狭长的造型堪为商周青铜器上抽象夔龙纹构图的远源。由上述实例证实，中原地域的龙形象在原始社会时期既已形成，对龙的尊崇亦源于上古，商周青铜器反映的是中原地域的特点，所铸刻的龙纹饰是对已经牢靠的龙形象的继续与生长。
经考古学家考证，甲骨文与金文誊写的“龙”字皆依东宫苍龙七宿的星象所摹画，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陈尸、蚌塑所展现出的诸多方位元素亦与早期星象图的名堂相吻合，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已有叙述。龙的原型即源于上古天象，在先民的臆想中更幻化为神，自始便具有了通灵的文化寄义。与此同时，先民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与之比勘的现实生物，附神其上，作为具象龙的生物原型。古脊椎动物学家通过考察濮阳蚌塑龙的身体各部分比例关系后以为，其原型应为扬子鳄。这一推论颇具合理性：其一，作为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鳄是迄今在世的最原始的动物，在进化史上饰演着主要角色，是与史前爬虫类动物毗连的最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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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商周时代之前，鳄即已存在。其二，殷墟时期处于商王朝的最后时段，甲骨卜辞有大量猎获犀、象的纪录。商代至西周前期，中原地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天气，在张丕远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天气转变》一书中《夏商以来中国东部天气的冷暖转变》等相关章节，已有科学的论证，鳄在其时也并非有数之物。
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一件“龙纹觥”，是商代晚期器，不仅全器形制似鳄，而且腹饰鳄纹，堪为力证。其三，鳄体型重大，强悍有力，凶残冷血而极具攻击性，令人望而生畏。虽然彼时鳄的形态未必现在所见，但从现代鳄鱼的形态仍可窥见与青铜器上龙纹饰相似的诸多特点，好比形体比例、可上扬的尾部、锐利的指爪、凸起的双目等，加之极具威力的特点，是与青铜器龙纹饰最为直接的生物原型实体。因此，中华特产扬子鳄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器上龙纹的原型，反映着彼时彼地的特点。
龙纹大量应用于礼器，具有祥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龙纹饰的祥瑞意义直接导源于上古“四灵”看法的形成。《礼记·礼运》篇对“四灵”看法有着明确的表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沧;凤以为畜，故鸟不稿;麟以为畜，故兽不狨;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