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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一枚铜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古时的铜钱多为圆形，但这枚铜钱却呈狭窄长方形，正面印着“临安府行用”五字楷书，背铭“准三百文省”，字迹清晰。
吴所长说：“它叫南宋铜銙牌钱。銙是古代坠于腰带上的一种装饰品，这枚铜钱因为呈长方形，形似銙，所以被称为銙牌钱。它由南宋末年的临安府所铸，且规定只能在临安府使用。”
上面的几个文字，其中“准”是“相当于”的意思，“省”为“省陌”。“省陌”是五代起沿用下来的金融流通制度，宋代沿用其法，770文为一贯钱，77文算作一百，所以“准三百文省”，就是说这枚钱币相当于231文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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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高宗南渡以来，南宋王朝内外交困，财政捉襟见肘，以致出现钱荒。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年)开始发行临安府行用钱牌，它是一种权钞钱。该钱牌有铜、铅两种，正面均铸钱文“临安府行用”五字，铜牌背面纪值有“凖贰佰文省”、“凖叁佰文省”、“凖伍佰文省”三种；铅牌纪值有“凖一十文省”、“凖四十文省”等。正面和背面文字均楷书，雄强遒劲，顿挫分明，外形呈长方形，一端有圆孔可穿线，在中国庞大的古钱家族中可谓独树一帜。据介绍，钱文中的“凖”字是“平”，“伯”是“佰”，“省”为省陌，即以不足百数的钱作百数使用，是五代起沿袭下来的金融流通制度。
该钱牌仅流通于临安府境内，加之流通时间极短，存世甚少，价格昂贵，堪比刀币和布币，是中国货币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历来为藏家视若拱璧，是“古泉五十名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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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牌是南宋哪一年代的产物，为之何用？因为史无明载，历来专家也就各行其说。一说铸于南宋初年，是宋高宗行军代用币。试想当年，高宗南渡后屡被金兵追击，曾流亡扬州、南京，后又乘船入海避乱，直到建炎三年金兵北归，才置行宫于杭州，当时称作“行在所”，不久升州为临安府，长期定都于此。说钱牌便是此间所铸的代行货币，在临安府一带发行，目的是弥补军用之缺，也不无道理。另一说引经据典，认为钱牌的铸行当在宋理宗淳祐和景定年间，即南宋末年。吴自牧《梦梁录·都市钱会》：“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景定年铸文曰景定元宝。朝省因钱法不通，杭城增造镴牌，以便行用”。镴与蜡通，都言其色黄，镴牌即铜制钱牌也。以上两说孰是孰非，难作判定，但笔者更喜欢第一种说法。因为那里面似乎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的余韵。
两宋“钱荒”，并不是铜钱少。一部分被大量储藏（退出流通领域）。更多的是通过贸易“走私”到外国，北宋多流到辽、西夏。南宋多被船运“下海”流到日本，及印尼等南洋国家，换回“香、药、象、犀之类异物”。海禁不能止。
理宗后期，蒙古军攻宋不止，直至宋亡（1250—1275年），期间二十多年。宋的军费开支浩大，到处 “会子”充斥，钱法不通，纸币不灵。临安府是京城，一定要稳定秩序，“临安府行用·准□□文省” 钱牌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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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府行用牌”有铜、铅两种。铜质背纪值有“准贰佰文省”、“准叁佰文省”、“准伍佰文省”三种；铅质纪值有“准一十文省”、“准四十文省”等。因铸行流通极短，是代用币性质，传世甚少，价极昂贵，尤其是形制奇特，堪比刀、布币，空前绝后，是中国货币史、中国古钱谱中不可或缺的“神秘”角色，历来为藏家视若拱璧，是“古泉五十名珍”之一，庐山面目难得一见。此钱诸谱未详录，为“出谱”品，是新添“铁质”品种入册的宝贵实物。
笔者收藏“南宋临安府行用准伍佰文省钱牌”一枚（见图片）其特征是：长7.9厘米、宽2.7厘米，形制规整，呈长方形状，圆角，材质，青铜。通体红斑禄锈，渗入胎骨，层次分明，自然天成。
面文均为“临安府行用”五个字，背面标明币值，为 “准伍佰文省”。面、背文，均为楷书体直读，字体雄强遒劲，顿挫分明，书法水平极高，是一枚制作精美的生坑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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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府行用”钱牌，之所以在钱币史上备受重视，因为它是一种类似代用币的钱牌，由于钱牌铸期短且量少，存世甚罕；钱牌是南宋哪一年代的产物，为之何用？因为史无明载，历来专家也就各行其说。
此外，南宋晚期和州和江州地区还铸行铅质钱牌。主要有“和州行用，十文百，权宜，隼拾捌界贰佰”、“准拾捌界壹百江州行使”。有学者从江州、和州两地钱牌的行文和习惯语来考证，二都用的是×××行使，认为“行使“二字是直接从楮币交子中沿袭过来的，而临安府却用的是“行用”二字，进而认为前二者使用时间要早。吴圣林《论南宋钱牌的货币性质》，载《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铸地和州，系现为马鞍山市下辖的和县，当时属淮南西路；江州，系现在九江，当时属江南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