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正是按照这一线索，三年多来赴国内十几个省，果然初步了解到大量定、饶不分情况的证据，而且发现这还是一个与古代漕运史相关的问题。目前，尤其是在所谓“元青花”问题当中，正因为定、饶不分，还带来宋元不分甚至是宋明不分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宋元青花的联系在考古和鉴定上都失去了方向。定、饶不分，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认识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不便作出解释，这里仅略举两个相关证据，可对定、饶不分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期能使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更为分明。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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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蓝女裤，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上海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从彩瓷烧制的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窑烧制影响巨大，历史长达几个世纪。彩瓷烧制，首先来说，定窑对北方邻国韩国、朝鲜瓷器生产有直接影响，以著名的高丽镶嵌瓷为例，其“上有白花朵儿者”或黑花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从仿定窑工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印证。这是对北方及邻国瓷器烧制影响情况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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霁蓝釉，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而又最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
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从北宋元祐年始，定窑烧制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是大量生产花瓷，苏轼《试院煎茶》诗就是关于这一问题较早的证据，其中曰:“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花瓷者，参差驳杂之状，意指各类彩瓷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这里的“花瓷”同“红玉”相照应，确证“花”实为彩色之意。南宋以后，定窑烧制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以生产花瓷为主，南宋佚名诗人对此有诗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