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钺上的“羽人”，反映了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敬。百越民族崇鸟，自称“大越鸟语之人”。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鸟形”、“鸟形象牙匕”、“双鸟朝凤象牙器”、“鹰形陶豆”，均反映了越人对鸟的信仰。越人因崇鸟尊鸟而仿鸟，《古玩春秋》讲述继续越王事业者，作“鸟禽呼”；《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被称为“长颈鸟喙”的容貌；许多越王刀剑，刻有“鸟篆文”。而那些头插羽毛、身披羽毛的仿鸟人，则被称为“羽人”。江西商代新干大洋洲墓出土了长同党的“玉羽人”；深圳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铜提上也有羽人划船纹饰……
钺是一种横击的武器，与柄横装，内可嵌入柄中，用绳索通过闌上二穿与柄结扎，它在古武器中属于“劈兵”。钺本作戉，其器形泉源于斧。《说文》：“戉，斧也。”斧之大者可专名为钺。《左传·昭公十五年》：“戚钺、秬鬯。”贾公彦疏：“戚钺……俱是斧也，盖钺大而斧小。”有别于一样平常斧的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泛起了，那时的钺多是玉质的，和同时的石斧相比，它们体大而薄，琢磨细腻，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出土较多。商周时期青铜器泛起，又有铜质的钺。西周以后钺就少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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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宣德炉真品价格，一样平常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生长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壮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壮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罗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系统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目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武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运动等等主要场所酿成一样平常用具,其响应的器别种类、结构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转变。
钺由新石器时代作为复合生产工具的穿孔石斧演变而来。斧用于战斗后，人们便将它的刃部放大，名之为钺，“钺者，大刃之斧也”。钺尚有另一特殊用途，即作为王权的象征物。早期甲骨文字中，“王”字的象形颇像钺之形，王字下面一横写作月牙形，像钺之刃口。《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向纣王兴师问罪，纣王战败后，周武王用铜钺斩下纣王头颅，悬于白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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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双龙笔筒，新石器时代的玉钺和商周的铜钺器形重大，无使用痕迹，铜钺又都饰有细腻的花纹，它们已不是适用的武器，而是部落酋长、高级仆从主身份职位和权力的象征物。《尚书·牧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黄钺，黄金所饰之钺，天子之钺。钺尤其象征军权和征伐权。《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西周虢季子白盘铭：“赐用钺，用征蛮方。”中国古代的钺类似西方的权杖。钺又是显示显贵者威仪的仪仗器。
目雷纹方内铜钺是现在为止发现的中国最重的商代铜钺，是中国现存最早接纳错金属工艺的商代器物之一，同时也是现在所见商代同类青铜器中最重的一件。商（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后期器物，现江西省博物馆藏。出土时器表有显著的织物包裹痕迹。
在苏埠屯一号墓中共发现两件铜钺，除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这件外，尚有一件略小，但有铭文“亞醜”二字，现在珍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以“亞醜”为铭的铜器早在宋代就有纪录，而自1931年起，苏埠屯陆续发现多件“亞醜”铭文铜器后，学者才确定“亞醜”为族徽标志，苏埠屯应当是“亞醜”国族的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