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道光27年）中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考究经世之学。1850年（道光30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向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众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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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安葬纪念章紫铜，1860年（咸丰十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议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以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狂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批注，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厥后，经由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域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在太平军强烈攻势下，江南豪绅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溺死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掩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逐日泣涕乞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使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蹊径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陷天京，建设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优异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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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雕像，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主于乡里。1857年（咸丰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竣事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运动。
厥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堂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接纳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壮盛瞻顾迁就”（其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浏览李鸿章的才气。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你死我活之仇，日后翁同龢随处刁难北洋水师，以致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身世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天下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示；而以潘、翁为首脑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厥后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首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基了一生事业和头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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