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主于乡里。1857年（咸丰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竣事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运动。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获得他们的重视和欣赏；同时，由于科场顺遂，使他得以有普遍的交游和坦荡的眼界，其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亲近而特殊的关系。1844年（道光24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育，同年与周氏完婚。1845年（道光2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3]
李鸿章年轻时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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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铜像，1856年（咸丰6年）9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
1860年（咸丰十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议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以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狂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批注，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厥后，经由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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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像纪念章，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上海，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着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充当幕僚。1859年（咸丰9年）12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认真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刚刚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起劲自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只管让李鸿章加入焦点神秘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一律看待；其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舌粲莲花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楷模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逐日清早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逐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狂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难题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云云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头脑、性格以致生涯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以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坚决；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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