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开始于秦汉时期，兴盛于宋元时代，衰落于明末清初，并延续至今。在中国历史上，道教的信徒数量、场所规模和发展势头都不及佛教，但它的单体经济实力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远速超过佛教。鲁迅先生在给许寿棠的信中说：中国的根底在道教。就是说要解读中国历史，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必须从道教开始，“翻开东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道教留下的斑斓史迹﹒踏遍祖国大好河山，到处都可以看到道教的名山、宫观、碑刻，。。。。
道教是融官僚、经济、思想文化等制度于一体的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转折的关键时代，从宋太祖赵匡胤兵变登基，到末帝赵贝跳海身亡，历时320年之久。尽管南宋王朝只拥有江南半壁河山，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仍旧在这块土地上传承、光大并顽强地延续着，使得后来的统治者不得不再度拾起这个古老的衣钵，逐步走回原来试图抛弃的轨道。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几乎没有过几天安坦的日子，内有朋党之争、农民起义、水旱疫灾；外有辽国骚扰、金国入侵，内忧外患迫使统治阶级变法革新，封建管理制度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也就逐一确立、完善并变得越来越实用、精致。
两宋最统治者名义上提倡释道二教并重，实际上偏重道教。宋太宗喜好黄老，宠信道士张守真，开宋帝崇道之先河，开始了有计划地补充和更新唐代的道教管理制度。真宗“天书”四降，崇奉圣祖，大搞神道设教，宫观创建制度、紫衣师号制度、宫观土地赋税制度逐步完善。徽宗兴立“神霄大教”，自任教主，遍建宫观于全国，道官制度得到全面地发展，与行政官吏制度具有同等地位。高宗以“孝”为幌子，修建宫观，奉祀崔府君，神化皇权，巩固帝位，不仅继承了祖先的衣钵，还把紫衣师号等制度系统化、精致化，成为其巩固政权的有力工具。孝宗、理宗则鼓吹“三教合一”，倡导伦理道教以维系民心，实际上放宽了庵院创建的条件，为道教的下层传播提供了合法场所。两宋先后掀起四次全国性的崇道高潮，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诏令和律令与规定，为道教管理制度的确立、完善及道教在宋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政府对道教实行多头管理，以宣敕除授、州军差补、试经补选等多种方式选拨道官，模仿行政官僚制度，实行官职与差遣相分离，体现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以房屋间数为标准的赐额制度，客观上促使道观向院、庵两头发展；公开出售度牒、紫衣、师号，降低了宋代道士的素质，导致制度本身应有的限制道教发展、鼓励道士专研教理等功用的丧失；而皇帝对宫观大量的赐田与赋税减免，促使宫观地主势力膨胀，加速了宗教贵族的腐化。宋代，道家拥有仅次于皇家的地位，例如汝窑瓷器是专供皇家的御用瓷器，烧制数量有一定的限制，一般王公大臣都没有权利定制，也只能是选用淘汰下来的皇家定制瓷器，而道家却可以借用祭祀名义专门定制汝窑瓷器。汝窑八卦纹方瓶，就是典型代表作，它体现了道家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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