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是皇家专用的，按理说，所有官窑瓷器都要送到皇宫。可是，一直以来，民间确实留存着大量的官窑瓷器，这是为什么？透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或许可以解开这个谜。皇家档案告诉我们，民间的官窑瓷器大约有这样几种来源：
一是御窑厂次色瓷器的处理。次色瓷器变价是清代御窑厂特有的一种瓷器处理办法。官窑中的次色瓷器，是与正品中的上色对应而言的。变价就是将次色瓷器出卖以换取现银。瓷器作为手工业产品，在烧造过程中必然有正品、次品及破损之分。乾隆时期有个著名的督陶官叫唐英，他在乾隆八年（1743 年）二月二十日的奏折中曾说：“所造之器，出自窑火之中，不能保其件件全美，每岁每窑均有选落之件。”这选落之件就是次色瓷器。官窑中的次色瓷器，在雍正六年（1728年）之前是散贮在御窑厂的库房里，雍正七年（1729 年）至乾隆七年（1742 年）这段时间是解送京城。到了乾隆七年（1742 年）以后，就奉旨将次色瓷器在景德镇就地变价了。道光以前的黄釉瓷和祭祀用瓷，即便是次色，也是不能变价的。道光以后，所有次色瓷器都在景德镇变价处理了。所以，在民间见到的有些瑕疵但却印有清代皇家落款的官窑瓷器，大多应该是景德镇御窑厂变价处理的次色瓷器。
三是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官窑瓷器是皇帝常常用来赏赐的物件，赏赐的对象既有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也有皇子公主、贵族命妇和身边的侍卫，此外还有蒙古王公和西藏喇嘛等。每次赏赐瓷器的数量多寡不一，少则一两件，多达数千件。清宫档案反映，皇帝赏赐瓷器的品种有很多，如雍正时期既赏瓶、盘、碗，也赏珐琅彩等瓷器。乾隆时期赏赐的瓷器，除了瓶、尊、盘、碗外，还有小件的如鼻烟壶、瓷扳指、瓷带钩、瓷翎管等。晚清时期赏赐的瓶、罐等大件瓷器，也就是通常说的琢器，其品种较为固定，主要有哥釉四方杏元双管瓶、钧釉四方杏元双管瓶、哥釉四方八卦瓶、霁红玉壶春瓶、青花起线玉堂春瓶、青花芭蕉栏杆玉壶春瓶、花厂官釉太极纸槌瓶、天青釉四方太平有象瓶。光绪朝还增加了五彩百蝶玉堂春瓶、五彩红百蝠玉堂春瓶、天青釉描金皮球花玉堂春瓶、红云蝠太极纸槌瓶等。清代晚期赏赐用的碗、盘、盅、碟等小件瓷器，也就是通常说的圆器都有哪些？举个例子，在光绪八年（1882 年）赏赐用的圆器共有 14 种，分别为白地红云龙尺六大盘、五彩八吉祥串花尺二大盘、青双龙尺四大盘、五彩白地里外红百蝠尺六大盘、里外霁红七寸盘、里外霁青七寸盘、里外霁红五寸碟、里外霁青五寸碟、里外霁红大碗、里外霁青大碗、五彩八吉祥中碗、青云鹤八卦中碗、里外霁青墩式中碗、红龙酒盅等。可见，清朝皇帝赏赐出去的瓷器是花样繁多的。
宋代瓷器生产有官窑、民窑之分，官窑专为皇宫王室生产用瓷；民窑生产民间百姓用瓷。宋代瓷器生产在唐五代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民办作坊蓬勃发展，官办窑场竞相争辉”的繁荣局面，窑场激增，烧造品种丰富。陶瓷考古调查发现，古代瓷窑遍及全国各地，而宋代窑址分布达一百三十多个县、市，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宋代瓷业兴旺昌盛，不仅反映了宋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同时也折射出宋代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繁荣。入宋以来，赵宋王朝非常注重海外贸易，宋代瓷器也作为商品大量输出。《宋史·食货》及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有明确的记载，而且也为国外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出土的器物之多、地区之广，已远远超过了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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