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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纹的不同姿态,该书相关章节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本文不再赘言。夔龙纹则是具象龙纹的抽象化变体,以简明流畅的细长线条表现龙的身躯,角、皆不明显,上翘的尾部也仅以稍微上扬的线条意会,狭长的夔龙纹带较为常见。由古器图录与实物遗存可证,商周时代龙的形象已经形成并固定化,是后世龙的雏形。然而,青铜礼器上的龙纹饰是成熟的形式,并不是龙形象的原型。
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具象龙纹饰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的蚌塑龙形态颇多相似,应属于同一体系,体现着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传承关系。而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中亦见龙纹饰,尤其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盘龙纹陶盘,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代表器之一。盘内壁饰以口衔麦穗的蜷体蟠龙,以朱红与墨黑交替的色块表现龙身的鳞片,此种龙体狭长的造型堪为商周青铜器上抽象夔龙纹构图的远源。由上述实例证明,中原地区的龙形象在原始社会时期既已形成,对龙的尊崇亦源于上古,商周青铜器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特点,所铸刻的龙纹饰是对已经固定的龙形象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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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龙纹青铜镜,经考古学家考证,甲骨文与金文书写的“龙”字皆依东宫苍龙七宿的星象所摹画,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陈尸、蚌塑所展现出的诸多方位元素亦与早期星象图的格局相吻合,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已有论述。龙的原型即源于上古天象,在先民的臆想中更幻化为神,自始便具有了通灵的文化含义。与此同时,先民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与之比勘的现实生物,附神其上,作为具象龙的生物原型。古脊椎动物学家通过考察濮阳蚌塑龙的身体各部分比例关系后认为,其原型应为扬子鳄。这一推论颇具合理性:其一,作为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鳄是迄今活着的原始的动物,在进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与史前爬虫类动物连接的后纽带。
显然在商周时代之前,鳄即已存在。其二,殷墟时期处于商王朝的后时段,甲骨卜辞有大量猎获、象的记载。商代至西周前期,中原地区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在张丕远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中《夏商以来中国东部气候的冷暖变化》等相关章节,已有科学的论证,鳄在当时也并非罕见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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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龙纹,山西石楼桃花庄的一件“龙纹觥”,是商代晚期器,不仅全器形制似鳄,而且腹饰鳄纹,堪为力证。其三,鳄体型庞大,强悍有力,凶残冷血而极具攻击性,令人望而生畏。虽然彼时鳄的形态未必如今所见,但从现代鳄鱼的形态仍可窥见与青铜器上龙纹饰相似的诸多特点,比如形体比例、可上扬的尾部、锐利的指爪、凸起的双目等,加之极具威力的特点,是与青铜器龙纹饰为直接的生物原型实体。因此,中华特产扬子鳄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器上龙纹的原型,反映着彼时彼地的特点。
龙纹大量应用于礼器,具有祥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龙纹饰的祥瑞意义直接导源于上古“四灵”观念的形成。《礼记·礼运》篇对“四灵”观念有着明确的表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沧;凤以为畜,故鸟不稿;麟以为畜,故兽不狨;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孔颖达《正义》日:“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者,问答四灵名也。谓之“灵”者,谓神灵。以此四兽皆有神灵,异于他物,故谓之“灵”。
《周礼》郑玄《注》对祭祀神祗用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的解释,也引用了此则《礼运》原文,并强调了德治与四灵显现的关系,即“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也正是“四灵征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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