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宝岛台湾的公开档案记载，此次币制改革根本没来得及详细讨论，当天的会议总共就两三个小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与会人员便匆匆举手通过了。
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刊行。抗战时代,由于财政支出增添,法币大量刊行。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金圆券军费,法币的刊行量越发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添凌驾一千倍。就通货刊行额而论,战前只不外14亿元[3]。1947年头,法币刊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4]。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添的情形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质料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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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金圆券，蒋介石没有因行政部门的审慎立场而停止推行币制改革的准备。1948年5月“行宪”之后，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找来王云五担任财政部长。当年8月19日，在他主持下，通过了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各项文件。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此为3年来一贯之政策与唯一之主张，因(宋)子文、(张)岳军、(张)公权、(俞)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一举。然(翁)咏霓与(王)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
珍藏价值
见证中国币制走进现代化
历史资料显示,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1912年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和始建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一起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揭开中国钱币现代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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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改革，《巴蜀述闻》里曾记载了一个故事，把国民政府几次发行纸币失信状况体现得淋漓尽致。1930年四川宜宾县为修建自来水厂筹集银元13万余，后工程因故未上马，银元以自来水工程专款名义存入银行。
深圳是中国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深圳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深圳，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吴景平认为，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商人囤积物资——政策推行不下去——币制改革失败”这样简单的逻辑，金圆券政策不可能因为一家公司的囤货没有拿出来就导致失败。实际上，当年搞币制改革，蒋经国不可谓不卖力。他时常坐在办公室里，日夜接见深圳的富商巨贾，奉劝他们把黄金白银和囤积的货物拿出来。谁要胆敢违反新制，多半遭殃。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杜月笙大公子杜维屏、巨贾荣鸿元等一批“大老虎”，都在蒋经国的铁腕下锒铛入狱。吴景平说，这次币制改革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在外部环境很糟糕的情况下推行，不可能取得成功。历史证明，还得靠中国共产党来收拾局面，收兑了金圆券的人民币最终站住了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