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砚艺术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的每一个造型，每一套工序，每一组雕刻纹样，都代表着一个时期砚的历史演变和深层次的砚文化内涵甚至整个社会的人文发展。古砚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做到了“传承”与“创新”。“传承”古砚艺术，不是按原样复制，艺术“创新”也不是随意乱作，是它的时代对早期的古砚的延续以及当代对它的诠释和理解。
文人砚，发于宋，兴于明清。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社会地位在朝野内外有了很大提升。他们不仅在庙堂之上参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决策，更在民间将其高雅志趣融入文化、艺术之中，这尤其表现在绘画方面，从而确立了“文人画”体系。作为这些文人的案上之砚，自然也独具文人之品格，追求之境界，使其具有“得之象外”的人文精神。达官显贵及文豪、书画家等，纷纷藏砚和著书立说，苏轼、米芾是这个时期砚台收藏家的代表。元明两代，民间以砚台收藏著称的大家如项子京、董其昌等不可胜数。有清一代，藏砚之风普天皆兴。纪昀、刘墉等显赫要人，也热衷于集藏名砚，纪晓岚还编撰了《阅微草堂砚谱》。到了民国时期，民间收藏大家也比比皆是，如沈石友将自藏之砚整理编撰出《沈氏砚林》等等。文人的参与，最终使砚台集观赏、研究、收藏于一身，成为精品砚的代名词，市场中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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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收藏网，今天，虽然明清砚台为艺术市场主流，但并不表示宋以及宋以前的砚台没有投资价值。2005年，中拍国际推出的“唐代王丘六足莲花奉双凤池歙砚”以126.7万人民币成交；2010年，深圳古玩春拍的“宋制洮河砚”也以58.2万人民币成交；2012年，一方“元至明元至桂馥铭大龙尾砚”更是以155.25万人民币的高价卖出。由此可见，它们也具有收藏潜力，只是相较精美的明清砚台，我们欣赏、收藏的角度有所变化罢了。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门类的艺术品。除了文人喜爱之外，与皇家、官家的宠爱不无关系。砚台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而是直接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务的重要工具。南唐后主李煜就痴迷砚台，“所用澄心堂纸、李廷圭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宋李之彦《砚谱》)李煜在位期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砚务官”，“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到了宋代，更是“文人皇帝”辈出，宋仁宗、宋徽宗等留下了许多与砚有关的故事，宋高宗还亲自参与对砚台石品的讨论(《翰墨志》)。文治武功的乾隆皇帝对砚台更是情有独钟，亲自主持编撰了《西清砚谱》。松花砚也因康熙、雍正、乾隆的欣赏，被康熙封为御砚，一直专供宫廷使用，从而名扬四海。帝王们对砚台的青睐，往往为追求完美而不计工本，无论材质还是工艺都可以举全国之力，因此，今天的市场上，宫廷砚往往与天价相连。
哪里有砚台拍卖专场，与此同时，同为“四大名砚”的端砚也面临资源稀缺的现状。业内人士坦言，“10年前一麻袋普通的老坑石只卖100元，巴掌大的老坑石还被拿来填路，2万元就可以买到半车拖拉机的老坑料，而如今许多名坑的上等好料被抬高到8万元一块。”优质资源少，资金关注多，这就是砚台作为资源型收藏品的价格近些年来疯涨的根本原因。
砚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开始的砚台，是用颜料在上面涂，在石头上进行研磨。到春秋时期砚台基本成型，到汉代砚台已自成一体。
近几年，新砚价格也是涨幅可观，市场极为看好，并有赶超老砚的态势，许多当代名家，大师雕刻的新砚价格不菲。新砚市场价格走高，主要是作为“四大名砚”的歙砚和端砚目前涨势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