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统治阶级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但据杜佑《通典》纪录，唐代天子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种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罗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纪录：“（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这说明天子的一样平常运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很是少见了。钱耀鹏以为缘故原由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设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泛起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取代。“圭一样平常为玉石质，可以佩带，更适于朝政、出行等运动。”
从文献纪录来看，青铜钺约莫最早泛起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但现在考古发现简直切证据多属商代前期。在新石器时代，石钺和石斧曾是最主要的手持武器，并演化出具有礼仪性子的玉斧、玉钺。到了夏商周时期，随着品级制的日益重大，青铜钺的礼仪属性进一步提升，而战场上的主要手持武器则已更新换代为青铜戈。事实上，通俗的士兵是不能使用青铜钺的。无论文献纪录照样考古发现都批注，青铜钺主要是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象征物而存在，它总是与王者跬步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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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青铜钺，钱耀鹏以为，斧钺和“王权”的关联，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作为一种进攻性的手持武器，斧钺的使用不仅需要技巧和实力，更需要无畏的胆识和勇气。在近身肉搏战中，手持斧钺、骁勇异常的勇士，无疑会在捍卫整体利益的历程中获得所有成员的拥戴和推许。这应该是青铜钺成为王权象征的现实基础。”
以是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籍中看到，王者征战沙场总也少不了斧钺。如《说文》引《司马法》云：“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仗黄戉，右秉白髦。”《史记·殷本纪》亦曰：“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诗·商颂·长发》：“武王(成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
蜀国青铜钺，而王者举行朝政与礼仪运动，斧钺同样不行或缺。《逸周书·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黄钺正国伯，……王秉黄钺正邦君。”说明周王作为宗主国或者牛耳国国君，必须秉黄钺亲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国是运动，王者死后须设有绘制斧钺图案的屏风状礼仪设施。
春秋战国以来，斧钺逐渐失去昔日的绚烂，但在天子的台端卤簿中，却也一直少不了黄钺，青铜钺作为皇权的象征之一仍残留在礼制的行列中。《后汉书·舆服志》中纪录的天子出行，“乘舆法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一直延续至汉代，仍可见沂南汉画像“车马出行图”中的斧车，斧应是钺的传承。
同时,钱耀鹏也体现,就他的视察,青铜钺的总体数目虽然不多,但也达不到物以稀为贵的水平,不具备太高的珍藏价值。“由于青铜钺多无铭文或极为简朴,单唯一件钺的历史价值是较量有限的。”
青铜钺是王权的象征物
从王权象征物引申开去，青铜钺也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淮南子·兵略训》中较量详细地形貌了君王授命将军时的详细情形：君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以后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执斧，持头授将军曰："以后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说明斧钺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乃是将军率军征战的必须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