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域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在太平军强烈攻势下，江南豪绅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溺死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掩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逐日泣涕乞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使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蹊径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陷天京，建设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优异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3]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上海，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着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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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老虎铜纪念章，厥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堂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接纳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壮盛瞻顾迁就”（其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浏览李鸿章的才气。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你死我活之仇，日后翁同龢随处刁难北洋水师，以致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充当幕僚。1859年（咸丰9年）12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认真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刚刚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起劲自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只管让李鸿章加入焦点神秘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一律看待；其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舌粲莲花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楷模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逐日清早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逐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狂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难题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云云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头脑、性格以致生涯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以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坚决；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孙中山安葬纪念章紫铜，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明确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输赢，不逞血气之勇。
其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头脑家顾炎武的栖寓所。面临内忧外祸，强烈的加入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证三条传统的治学尺度外，旌旗鲜明地增添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旦夕过从，考究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以是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治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身世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天下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示；而以潘、翁为首脑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厥后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首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基了一生事业和头脑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