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器的纹饰主要有阴线纹、兽面纹、人形纹、鸟纹、纽丝纹、圆涡纹和神人兽面组合纹等。纹饰形状多呈弧线和楔形,雕刻的风格十分细腻、繁缛和柔婉,与大致同时期北方红山文化玉雕风格形成较鲜明的对比。有学者把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称为“三层花”:第一层用阴刻线刻出直线纹、涡纹等为底纹,然后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轮廓,最后再以阴刻线在凸年表现细部。这样组成地纹、立体纹、装饰纹,三位一体,互为映衬,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
有一种纹饰叫“神人兽面纹”,被称为良渚文化特有的“族徽”。该纹饰是在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遗址出土的“琮王”上发现的。构图特点是把经常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单独出现的人面纹、兽面纹组合在一起,人面纹较小,在上面;兽面纹较大,在下面。纹饰为上文所述的“三层花”状态,极为精美。
文化玉坠本为礼器,古代有“苍坠礼天,黄坠礼地”之说,可见是当时极为主要的礼器。良渚文化玉坠制作发达,无论是大小,数量,造型,都是时期文化玉坠制作的巅峰,良渚出土的部分大文化玉坠更有“坠王”美誉,不仅器型较大,而且往往在器身加以繁缛复杂的图腾纹饰,线条细如发丝,此件文化玉坠沁色优美,造型大方,年代久远,在器身细雕神人兽面纹,线条由一道道细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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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石笔,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有琮、璧、銊、镯、璜、玦、瑗、珠、勒、管、坠等,另有动物形玉器如鸟、蛙、鱼、龟、蝉等。还有一些如“倒梯形饰”、“半圆形饰”、“新月形饰”、“冠状器”、“柱形器”、“三叉形器”、“锥形器”、“柄形器”等等,目前只能按照其外形特征暂时如此称谓之。除少数玉器尚不知其具体用途外,琮、璧、銊应为礼器;动物形玉器应与图腾崇拜或趋吉心理有关;余下多为佩饰件,用作装饰或辟邪压胜,主人离世时,这些玉器便用作葬玉。
自从良渚的文化玉坠出土后,根据其造型和纹饰特征,推测其为巫师通天地敬鬼神的一种法器,带有强烈的原始巫术色彩。文化玉坠的基本特征在四面直槽内上下各刻一神人兽面复合图像,用线浮雕结合细线刻雕琢成,四个角又分别刻画了八组简化了的“神人骑兽”图案,每一个角分为四节,其中简化的神兽一节还装饰有鸟纹图案,并与各纹饰上间饰云雷纹。
良渚玉石材,从现已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看,玉材大多为就近取材所用。经考证,玉材多产自天目山脉和江苏溧阳小梅岭一带,学名叫做“透闪石”、“阳起石”,具有显微纤维结构,都属于“闪石”(真玉)。良渚文化的部分玉器是由“蛇纹石”制作而成。但在浙江、苏南一带至今尚未发现“蛇纹石”玉矿,所以这种玉材可能是外来的。
另外,良渚文化玉器中也有一小部分以叶腊石、水镁石、泥岩为材料制成的,只是以这些低质材料制成的玉器,上面的纹饰、做工较差,不及以闪玉、蛇纹石所制的那么精美和细致。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其影响所及,北抵陕北石峁遗址,南达广东珠江口,西北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西南到两湖地区,涉及良渚文化核心分布区江、浙、沪以外的10多个省份。尽管这些不同地域史前玉文化中出土的玉琮,在器型、纹饰、工艺等方面大多表现出与良渚玉琮似是而非的特征,但恰恰正是依托于它们接力棒似的传递与发展,玉琮最终才得以融汇到夏商周三代主流文明的玉礼器系统之中,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阶段焕发出绚丽的光芒。
现今一些收藏家喜欢蒐集古代珠串,女士们更趋之若鹜,作独特颈饰,显出与众不同。他们除了有兴趣宝石和“半宝石类”(如绿松石、碧玺、水晶等)外,大多渴求我国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珠串,以及古代蜜蜡特别的珠饰,因为罕有、古拙和典雅。
良渚文化(江浙一带)出土(瑶山)的玉珠串,每颗呈短圆柱形,天然钙化。大家应可发觉,不论于瑶山、反山、福泉山、寺墩和草鞋山等多处出土的良渚玉珠子,皆受天然灰沁。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地区多用透闪玉,含水与氟的钙镁硅酸盐,含铁量较低;由于歷久长远受南土地热所蒸焗,加上地层本身存在天然石灰质,而那时又盛行在墓葬址加进大量石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