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绘采用的画珐的制作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欧洲比利时、法国、荷兰三国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区。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的里摩居,以其制作内填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的重镇,初期制作以宗教为主题的器物,后来逐渐制做成装饰性的工艺品。随着东西贸易交往的频繁,尤其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平定台湾以后,禁海开放,西洋制品开始涌入,西洋珐琅便由广州等港口传入中国,并就地设厂研制,称之为洋瓷,宫中则称其为广珐琅。当时,广州的产品多保留着西方文化的韵味,由于烧造技术不高,釉料呈色不稳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聘请法兰西画珐琅艺人陈忠信来京,在内廷珐琅处指导烧造画珐琅器。其式样、图案主要是中国风格,少有西方画珐琅的特点。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是一种玻化物质。它以长石、石英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为助熔剂,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加入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得到珐琅粉。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为瓷胎珐琅。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主要生产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广州,并进贡内廷。这些舶来的画珐琅器以它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和土庶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生产,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进入内廷。康熙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
由于珐琅彩瓷的胎质较一般瓷器薄得多,在第二次上彩烧造时极易破裂,而且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瓷釉发生的复杂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即使是造办处的一流工匠,在烧制时也难免失败,其技术要求之高、工艺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古人说:“一件好瓷器烧成,要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巧。”一些器型、质地、图案和色彩俱佳的精品,甚至是工匠们终其一生求之不得的。对于珐琅彩瓷的烧造,那时的匠师们可谓竭尽全力,呕心沥血,从而摸索总结出一套烧制这一特殊品种的方法。
不过,就是这样凝结了工匠们心血和汗水的成品珐琅彩瓷,制作完成后呈献给皇帝,皇帝本人御览定夺后仅留下极其完美者,剩余者全部砸碎。因而,与这件瓷瓶完全相同的作品是不存在的。
当年,不仅是珐琅彩瓷成品,就连被砸碎的瓷片也不能有一片外流民间。在紫禁城中,掩埋碎瓷片也曾是太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据记载,宫内所使用的瓷器,即便破损了,也不能随便处置,必须找专门的地方掩埋。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院内施工时,曾挖出过大量各个年代的陶瓷碎片,证实了这一记载。
总的来说,在清代,珐琅彩瓷的制作极费工时,成本极高,产量很小,且全部由皇家垄断,民间没有留存。
如今,存世的珐琅彩瓷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等少数博物馆之外,尚有少量零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均极为罕见。
征集范围:
1:瓷器:高古瓷,明清瓷,青花瓷等
2:玉器:和田玉,高古玉,明清玉等
3:书画:古代字画,近现代字画,古籍善本等
4:杂项:青铜器,金银铜器,紫砂壶,印章,古钱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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