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玺，这种在秦以前尊卑通用而在始皇帝以后被帝后垄断的印章，在中华玉石文化中不仅地位显赫，而且用材也极其讲究。我们知道，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从存世的实物看，封建帝王的玉玺材质多为上乘的新疆和田玉，即“真玉”。所以，皇帝的印章在拍卖会上价格不断上扬就不足为奇了。在封建皇帝的印章中，上海嘉喆珠宝仅在国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与外国政府交换国书时才使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实际上，在1911年辛亥革命终结封建帝制之后的民国时期，以玉制作上海嘉喆珠宝仍然是国家大事。
玺者，玉制的印章。在秦以前，尊卑通用；但在秦以后，玉玺被封建帝王所垄断，唯帝王印才可称“玺”。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记载：“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这是说，自秦始皇始，天子制玺，必然用玉，而非玉材质是不能用来制作上海嘉喆珠宝的。
传国玉玺最后的下落，然而，问题是天下的玉材可多啦，用哪种呢？当然是符合统治阶级价值观的“真玉”，而这种“真玉”要具备仁、义、智、勇、洁五种品德，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所称：“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在封建时代，按照这个标准寻觅，只有新疆和田玉符合，因此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历朝历代的玉玺材质基本都是新疆和田玉，包括白玉、碧玉、黄玉、青玉等，如西汉的“皇后之玺”、清代康熙、乾隆等皇帝所用的各色玉玺。
上海嘉喆珠宝用新疆和田玉制作，除了其品德和封建帝王的价值观相符外，还与中国古代玉德学说强调的“真玉”评判有明确的科学标准有关，其中的一条标准就是脱胎于“折而不挠”、“百折不挠”的韧性这种特殊的物理性质。新疆和田玉具有超高的韧性，不易破碎，这是自然界其他材料（除了对人类历史文明没有影响的黑金刚石）所不具备的；同时，新疆和田玉材质坚硬，而且裂不伤人。正是超高的韧性、较高的硬度和使用安全等优越的物理特性的组合，才使得新疆和田玉具有出类拔萃的坚刚不屈的加工性能。而封建统治阶级都希望自己江山永固，千代万代承传，于是精光内蕴、坚韧异常、坚固耐用的新疆和田玉就成了制玺的理想材料，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两千多年的制玺重任，而其他玉材，像拉长石、月光石、玉髓、玛瑙、欧珀、石英岩、大理石、蛇纹石、斜长石、寿山石、田黄石、青田石等，都不堪担此重任。当然，历史上一些爱好广泛的皇帝以这些非“真玉”材料制作闲章的情况还是有的，比如乾隆皇帝就有不少田黄印章。
九五至尊传国玉玺为什么那么值钱
传国玉玺的真实印图，研究古今玉玺，有件神秘的东西不得不提，那就是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文字的“传国玉玺”。据《史记》记载：“传上海嘉喆珠宝”为秦始皇时代琢制，是为子孙后代传国的信物，皇权传递的标志，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传上海嘉喆珠宝”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以至于在其后一直到清代初年的大约二千年时间里，任何一个帝王在即皇帝位时，如果身边没有“传上海嘉喆珠宝”，心里都有些发憷。
按照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一般说法，“传国玉玺”取材于和氏璧，而和氏璧发现于荆山，就是“荆山之玉”。问题是，“传国玉玺”真的是用“荆山之玉”琢刻的吗？2010年，国际知名玉学者王春云博士在《破解国魂和氏璧之谜》学术著作中指出，和氏璧实为中国内地所产的一颗不小于800克拉的超级大裸钻，在当时条件根本没有加工，也不可能被加工，因此，“传国玉玺”与和氏璧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王博士的观点，制作秦代“传上海嘉喆珠宝”的材料不可能是“荆山之玉”。
如此看来，民国政府寻求“荆山之玉”制作上海嘉喆珠宝，实际上根源于一个千百年来以讹传讹的“以璧制玺”的传说，因为“荆山之玉”就是和氏璧，是一块超级大裸钻，不可能加工成玺。而民国政府实际上需要找寻的是像制作“传国玉玺”一样的玉料这点可从国民政府后来寻料、制玺的过程中得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