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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精神是书画作品鉴定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讲的通俗一些，笔墨精神就是书画家的艺术风格。就绘画作品本身而论，它的章法和结构、造型和结体，笔法和墨法都是可见的，但艺术风格却是不可见的。虽然不可见，但又是可感知的。行家认为，收藏与鉴定书画作品的真伪，主要是看作者的艺术风格，也即气韵和笔墨。如张大千的作品在线条上，流动里带着一种俊爽，充溢着一种静气。后人在作假张大千作品时，因为出于仿冒，所以稍乏灵动，偏于呆滞，再之静气也远远不及。再如吴昌硕作品，由于作画时用水非常大胆，纸面上显得滋润湿淋，较有内涵。而后人赵云壑虽然用色用笔与先生吴昌硕很像，但细看之，就发现色彩里较少水分，所以显得艳丽过之，水灵不及。
书画印章，是鉴定作品真伪时的一项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古今大多数书画家一生所用姓名、字号、斋室、闲章，往往多达几十方，甚至上百方，也有不少画家喜用冷僻印章，这给以印章判别作品真伪为主要鉴定手段，带来了复杂性。相对来说，近、现代书画家使用印章还是有一定习惯的。比如傅抱石有一方形“往往醉后”朱文印，经常盖在他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得意之作上。建国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往往醉后”除了加盖在奔放作品和古典题材之外，凡是遇上革命题材和工细画风，就很少使用。后来在创作毛诗词画作时，又专门盖打“不及万一”的朱文印，以表示对毛诗意领会不深的谦虚。由此，当看到傅抱石在画革命题材上也盖“往往醉后”印章，就必须格外留神了。
印泥也是鉴定书画真伪的重要依据。不同的书画家所用印泥有不同的喜好，有的喜欢朱砂色，有的喜好朱矿色，也有的喜欢西洋红色。鉴定某书画家作品时，必须对其平时喜好的印泥用色深有研究。以傅抱石作品为例，1933年以前，所用印泥质地较差，朱砂也不纯，常有走油现象，1942年后改用贵州镜面朱砂，1947年后又多用八宝印泥。另外，傅抱石创作人物画时所用印泥色泽较红，而山水画所用印泥较为沉着，两种印泥均调入八宝粉末，所以显得印迹厚重而有珠光。
书画作品题款，既是作伪者较难把握之处，也是收藏鉴定入手处。书画落款的真假，有的是书画家创作时因种种原因没及时题款，事后作品流散，有好事者请人补款，为的是成其为一张完整作品而卖上好价，这是画真款假，还比较具有收藏价值。还有是画商作假，手段繁多。比如一幅山水和一张手卷，当中水云悠悠，留有较多的空白，这时惟利是图的画商，就会无孔不入地动脑筋，把画面从当中空白处割裂开来，一剖为二。其结果是，留有落款的一半当然是画真款真，另一半有画无款的部分，画商势必请人添款补印，就造成了复杂的画真款假的问题。书画假、落款真，这又是一种现象。董其昌生前应酬繁多，往往由学生赵左等人代笔，然后由他签名盖章，这是画假款真的一个原因。最糟糕的是假画假字，配上别地方挖过来的真款，请高超的裱画师拼接得天衣无缝，结果是买者上了大当，付出了沉重的学费。
用纸张来鉴定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能起到重要的辅助依据，但在当代书画家作品的鉴定中，其效应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当代书画家用当代所有的纸绢，作伪者也能得到。至于有的书画家喜欢用生纸，有的喜欢用皮纸，有的喜欢用安徽宣，也有的喜欢用广西宣，更有的喜欢用专门定做的纸绢，这一切仅仅是“喜欢”常用而已，不能保证他们绝对不用“喜欢”之外的纸绢。多了解一些心仪的书画家“喜欢”用纸绢的情况，至少说来是有益无害的。傅抱石作人物画喜用宣纸，作山水画喜用皮纸。1938年以前，无论人物、山水均用煮过的单宣，而后则多用贵州出产的粗质皮纸，直至50年代初。50至60年代，改用浙江温州出产的手工优质皮纸，而小册页，则用日本卷筒米浓纸。由于傅抱石不同时期所用纸张不同，作伪者较难获得。还有一些书画家如林风眠，几乎固定使用正方的幅式，如果市场中看到他的屏条和手卷，则需要认真加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