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是中国著名的、成就高的书法家，他广采众长，自成一家，不仅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极具象征性的丰碑深远影响着中国千年书法，还留下了大量的丰富多样的书法精品。
王羲之《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具有很强的艺术特色。其突出之处就是章法自然，气韵生动。通观全文，从容不迫，得心应手，使艺术风格同文字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表现了王羲之与朋友聚会时快然自足之情怀。情文并茂，心手合一，气韵生动，被历代学书者奉为学习行书的典范。
书圣王羲之出现在东晋，不是偶然的。东晋时期汇合了孕育书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条件。
魏晋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事频仍，社会动乱，儒、释、道并行，玄学清谈之风渐盛。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个性、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文学艺术进入表现自我性情的自觉阶段，书法艺术亦不例外。在文字形成、发展、使用的漫长历史中，书法首先是为了满足实用的需求。从出土的大量的竹简、木简、帛书和陶器来看，至汉代，书法还没有被普遍地看作艺术而受到重视，作书一般都是地位较低的典签、书佐的职责。汉末和魏晋时，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由于战争的需要，东汉雍容尔雅、规矩端严的隶书，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因此，长期流行于民间的简易方便的楷、草等书体，逐步得到发展。
由于战乱和分裂，地方割据，统治者已无法推行全国统一的书体。以隶书作正式场合通用的书体，仅在中央集权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在北方和南方的边塞地区已不那么严格，甚至可以自由运用。文书草化的现象越来越多，书佐、书佣和刻石的书体越来越随便。这样各种书体就有了发展提高的机会，文字线条的形态趋向丰富、生动，开始具有生命力。达官显要和士大夫逐渐喜好书法，并将书法从社会低层的简单劳作，演变成一门高雅的技艺。与此同时，从魏武帝开始，帝王也介入书法艺术的学习和创造。魏文帝曹丕'善飞白书，时于宫中戏为之'。晋武帝司马炎'喜作字，于草书尤工，落笔雄健，挟英爽之气'（《宣和书谱》）。帝王的重视，书法家地位的提高，激发了书人的才华和智慧，造就了书法艺术的开山大家。
如杜度、崔瑗、蔡邕、张芝、刘德升、师宜官、钟繇、胡昭、韦诞、皇象、卫恒、索靖等。书法在他们手中成为一种表达性情、意趣的高雅艺术。他们有意识地追求结体、运笔、线条的表现力，书法艺术走向自觉。只有在艺术走向自觉后，才可能出现杰出的艺术家。从艺术欣赏角度看，书法发展到东晋，搜集、珍藏法书蔚然成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及玄篡逆，晋府真迹玄尽得之。'《晋书·王羲之传》记载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置左右玩之。《陈书·世祖九王传》载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的坟墓，大获王羲之及诸名迹。当时的书家也对墨迹珍重备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有可能产生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魏晋玄学兴起。玄学、佛学、道学思想融为一体，成为魏晋士人的思想基础。释家的'空'，道家的'无'，玄学的'玄'，为书法家的创作意境，营造了极佳的氛围。士人以旷达超俗、不涉世务为清高，以高谈玄远、轻毁礼法相标榜。他们尊重人格上的独立，主张无为与真率；他们蔑视礼教，轻视轩冕，寄情山水，品第风流，过着极为自由潇洒而又闲雅的生活，无意于佳的逸笔草草，表达了晋人空灵的精神境界。也正因为如此，晋人创造出了后人无法企及的书美韵味。今人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具体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这样就使书法家敢于大胆想像，丰富形象思维，正如张怀《书议》所说：'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汉魏以来书法理论的进步，也是建筑书法高峰的重要基础。中国书法经过两汉、魏晋的发展，各种书体都已成熟。为在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寻绎其发展历史，便有文字演变、书体渊源、书写技巧的探索和讨论。汉魏两晋的书法论著，正适应了书法艺术发展的需求。书法，是一种写字的艺术。那时的书法家首先必须通晓小学，即探求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东汉许慎撰成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这部专著共十四卷，合叙目为十五卷，以'六书'推究文字的形、音、义，为书家必读。赵壹《非草书》，虽然逆书法发展潮流而对东汉书人沉迷于草书的情况进行了非议，但却使后人看到了当时士人对书法美的执著追求。蔡邕的《笔论》在书法史上揭示了书法艺术中人的本质精神--任情恣性。他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他的另一著作《九势》和卫夫人的《笔阵图》，对书法的运笔技巧进行了总结，提出书法'肇于自然'这种朴素反映论的观点： '阴阳既生， 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其中。'蔡邕还提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书法艺术命题。卫恒《四体书势》探究古文、篆、隶、草四种字体的起源、 发展和遗事，后系四赞，朴茂古雅，工力悉敌，可称杰构。索靖的《草书势》，文章虽短，却启人想像，把草书比作自然界有生命的飞禽走兽，赋予习草者新的情思。卫夫人的《笔阵图》在总结了七种笔画的技巧后，着意指出了'意'和'笔'的关系，明确'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是书法善与恶的关键所在。书法艺术创作经验的总结，为诞生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书法用具上，魏晋较之汉代有很大的提高。造纸材料和技术的发展，使纸得到大量的生产和广泛的应用。新疆和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经卷和残纸，其时代多在魏晋，说明当时纸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已经取代了竹木简和缣帛。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出土万余枚内涵丰富、笔迹精美、辞号完整连续的两汉简牍外，尤为可贵的是，出土了二十四块西汉及新莽时期的麻质纸。其中四块有汉字墨迹。时在汉宣帝至新莽时期（公元前七三年-公元二三年） 。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早的留有书写痕迹的纸。它比传说中的'蔡侯纸'的问世（一五年），早出一百多年。这些麻质纸质地较厚、粗糙。大的一块长、宽均为一汉尺（折合23厘米），比以前发现的大的西汉灞桥纸（21×9厘米）大一倍，且边沿整齐、完好。四块有书迹的麻纸中，有三块属西汉时期，字数从几字到十数字不等，字体为隶草，与简牍隶草一致。字迹最多的一块属新莽时期，存三十字，且字迹笔画清晰，字体介于隶楷之间，与东汉《王稚子阙》、魏晋残纸、钟繇法帖接近。造纸术在魏晋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晋代皮纸生产盛况空前。西晋张华《博物志》说'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笔的制作，经过周秦至汉魏，也有很大的改进。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有魏国韦诞的制笔方法。他选用兔毫和羊青毛，使其软硬相辅，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东晋时，笔有'鼠须鸡距'等类。
《笔经》说钟繇、王羲之皆用鼠须笔。《法书要录》载唐何延之《兰亭记》，说王羲之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写出的字遒媚劲健，绝代所无。除了纸、笔外，砚、墨制作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南朝宋虞《论书表》谈到宋明帝书法用具非常讲究：'陛下渊昭自天，触理必镜，凡诸思制，莫不妙极。乃诏张永更制御纸，紧洁光丽，辉日夺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后，色如点漆，一点竟纸。笔则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毛，胶漆坚密，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兼使吴兴郡作青石圆砚，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之器，缣素之工，殆绝于昔。王僧虔寻得其术，虽不及古，不减郗家所制。'虞所记虽晚东晋一百年，但说'虽不及古，不减郗家所制'，足可说明晋代书法艺术所需的文房四宝，已相当精良实用。《初学记》卷廿一载：'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N FDB0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求纸数量之多，说明士大夫有大量的纸供书法练习之需。文房四宝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它不仅拓展了书家的创作天地，而且也对书法的普及与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羲之书法艺术能够达到'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 （唐欧阳询《用笔论》） 的高度，除了社会历史条件外，其家学渊源、明师指教、同道习染等直接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两晋时候，琅邪临沂王氏家族，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尤其在司马睿朝，达到鼎盛。政治权势，也造就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书法系琅邪王氏的世传家学，名家高手不乏其人。王导是王羲之父辈中的核心人物，他长期掌握着东晋大权，历元、明、成三帝，是权倾朝野的元老。他'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南朝王僧虔《论书》）。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也善书，虽然多年在外，后又早逝，但对王羲之的书法，也不无教诲。赠《笔说》之说，虽然不可靠，也可见他对王羲之的影响。王羲之的叔父王廙，高朗豪率，性情倨傲。 他于文学艺术多所涉通，'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奕、杂伎'（《晋书·王廙传》） 。其文化修养颇有儒家风范。 王羲之幼年失父，常受王廙督导。《文字志》说：'羲之少朗拔，为叔廙所赏。'王廙与晋元帝司马睿有姨弟之亲，亦曾教授太子绘画。王廙的山水画，开启东晋山水画风气的先河。王羲之亦善画，概得王廙教授。王僧虔《论书》记载：'王平南廙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 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