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眉公也就是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1558~1639）。时大彬早年所作都是大壶，与陈继儒等人交游之后，改做小壶。看起来这只是茶壶体量的改变，却把砂壶从实用品升华到了艺术品。正如陈继儒在文学上推举小品文，砂壶由大转小，倒有源源不竭之意，茹吐轩轾。紫砂与书画诗文、金石篆刻融合，与茶文化相洇润，出曼生风姿，那是后话。 明代徐渭、许次纾、屠隆、陈继儒等山人对于鉴茶、选水都有着独到的心得。“山人”是怎么样一批人呢？他们资性颖异，风仪玉立，举止轩揭，游踪遍及天下。他们既不当官又不从政，却出入相门和帅府。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独立文化人，比清客多一些潇洒，比幕友多几分自由，打透了生死关，参透了名利场——明隐陈继儒，就是山人当仁不让的执壶领袖。 陈继儒在晚明，可是“现象级”的偶像。“眉公之名，倾动寰宇”，流行到什么程度呢，“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jù nǚ一种古代的小吃）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 在明代的流行小说中，都有关于大彬壶的描写，这和当今影视剧中品牌植入别无二致。比如明末才子佳人小说开山之作《鼓掌绝尘》（金木散人编）、《拍案惊奇》（凌濛初著）、《欢喜冤家》（西湖渔隐主人著）：“香几上摆着一座宣铜鼎，文具里列几方汉玉图书，时大彬小磁壶，粗砂细做…”当时文人雅士以书斋内陈置“时壶”为荣，“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录》透露了当时大彬壶的价位。一把五六两重的小壶要用等重的黄金才能换到，他甚至退而求其次，搜集残缺件用以自怡自悦。（周高起“供春、大彬诸名壶价高不易办，予但别其真，而旁搜残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悦，诗以解嘲”）
这样的高价位，光有理念不够，精妙的制壶雅技是品牌保证。在娄东之游前，时大彬就已经完成了紫砂工艺上的变革，因此才能“挟其术以游公卿之门”。他创作态度严谨，稍不如意，立即毁弃。同样的，对于茶事，山人们有散逸的一面，也有严谨的一面。这里不仅是内行对于门道的较量，更重要的是茶友之间人格的探究：
“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始可呼童篝之火，酌水点汤”（许次纾）。大名鼎鼎的张岱，就描述过他拜访一位布衣山人闵汶水的经过。这位山人不论来者名头有多大，纯粹以是否懂茶来判别张岱是不是雅人。一旦被山人判别不是雅人，不懂雅技，则坚决不与定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