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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相·博陵第”与“博陵第”瓷器，是指在瓷器底部烧结有一块模制戳印阴文“古相·博陵第”款与“博陵第”款的古瓷器，字体近似端庄的楷棣字体，其牌式款是多种型态的，也有手书划刻款。元代正八年（1348）年后出现了部分阳文款的牌记，这类新发现的元代瓷艺作品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珐华彩、蓝地白花，卵白釉青花、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等。（注：对上述牌记款的器物以下简称为“博瓷”）
博瓷工艺与青花纹饰特征
器型有瓶类、盘类、罐类、炉、花觚、八方葫芦瓶罐、碗、捧盒、壶等，工艺规整、形态俊美，大件小件均有。其器底部多为砂底素胎，有旋坯痕、修胎刮削痕与残留的釉斑、露胎处并有年久形成的土沁包浆，器底有的有火石红，有的没有火石红，圈足边内外斜削，胎质色白而柔，为厚胎重器。青花瓷的釉面多为典型的青白釉，白中泛青，或是青中泛白，釉质坚实而莹润，也有“卵白釉”青花。青花发色艳丽、凝重、沉着，呈靛蓝色略带紫，其青花钴料富聚处有大小不一的斑痕即“铁锈斑”现象，而呈晕散的特征；与高铁低猛进口钴料绘制的“馆藏”元青花为同类。
造型工艺为托坯制胎，分段制作，泥接成器；多为外光滑，内粗率不上釉的情况（也有内部上釉的瓶罐）。“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式款瓷器为白质胎。这种胎质是“磁石加高龄土二元配方”配制的，与景德镇窑及其窑系的制瓷工艺特征相类。
博瓷纹饰以密体型多层次的绘画风格为主（也有疏简的）。在青花绘画的纹饰边沿采用留白边的技法，渲染多用大笔涂抹的皴法，具有中国画与装饰绘画相结合的韵味与艺术性。这种在白胎上描绘青花，再罩上透明釉经1300多度烧制成的高温瓷，开创了中国陶瓷文化之新纪元。博瓷所绘的纹饰有龙、凤、花鸟、鱼禽走兽，也有为祭祀天地、日、月、英烈名将的民间故事，历史题材，仙道文化等等，都十分精美而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极具时代性与文化开放性。
博瓷考证
博瓷早在十年前就已出土现世，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我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华人“古玩行”首次见到有“博瓷”元青花在出售，（其价不菲）。古玩店老板告诉我是近几年祖国大陆出土的元青花瓷，从香港进来的货。据说：那时港、澳、台，日本、韩国、美国已经收藏了该类瓷器。
博瓷的精美性，艳丽如蓝宝的色调，青白如玉的釉质，高雅的绘画，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种闻所未闻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款的元青花是真的元青花吗？也就成了我不能释然的心结。
解读博瓷上“古相”二字之源
古瓷器戳印铭款“古相”二字，源于北方磁洲窑，瓷枕上多见，全称为“古相·张家造”。磁洲位于河北省磁县的观台镇一带，因属古磁州，故名磁州窑，是宋金元时北方著名的民窑。其烧造时间，始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终于明代。“古相.张家造”磁洲窑产品，是从磁洲窑“张家造”承继发展而来，应是张氏家族传承的瓷艺家业。“张家造”主要戳印“阴文款”，“古相.张家造”戳印牌记均为“阳文款”，上边饰覆盖荷叶，下端承托开放的莲花，很有特色。这种图纹装饰的戳印铭记款极具道教文化的特征。莲花在道教文化中被称为“仙花”，佛教文化中被寓为“佛花”。仙花、佛花是美丽、慈善、仁爱的象征。道文化中的莲花本是“慈航真人”，佛教称为“观音大士”，她是道教“十二金仙”之一，开放的莲花是“慈航真人”的宝座。宋代真宗、徽宗时，是中国崇尚道文化的又一高峰。宋徽宗号“长生大帝君”，他托称“天神下降”而兴道，并亲自作《天真降临示现记》颁布天下，授意道院正式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为天下道教之主。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盛焉”。磁洲窑瓷艺作品上的牌记文化形式，正是那个时代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产物。
“博陵”与“博陵第”辩析
“博陵”一词，作为地名，Z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在《田敬仲完世家》中有“晋伐我，至博陵”。“博陵”以陵名而转为郡名，则始于东汉。据《后汉书桓帝记》：（和平二年）“五月辛卯，葬孝皇后于博陵”。由此，“博陵”便成了名扬天下的陵寝之地。另据《大清一统志》注：博陵，“今之博野，乃汉之蠡吾，今之蠡县，乃汉之博陵，后魏及唐宋以来之博野…金改蠡洲,并以博野为倚郭,元至元初省博野…由是博野蠡县名称易，皆非故也。”从史料中博陵称谓有变称。而今有关典籍与中学课本中注：博陵在河北定县（而今的蠡县）。据FINDART搜一搜的网文〈笔者早就说过，崔氏家族是博陵第瓷的Z具说服力的拥有者〉中说：“后汉崔仲牟，居博陵安平（今属河北），后分衍出博陵安平房、博陵大房、博陵第二房、博陵第三房等支派”。笔者认为：上述所用“第”字，是表示次序的词头而已，不能把“博陵大房、博陵第二房、博陵第三房”次第关系与元代瓷器上的 “博陵第”、 “古相·博陵第”相题并论，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不相干的。（虽然，史料上多称崔氏的后人为“博陵安平人”，仅指崔氏望族生居地而言。）元代南方景德镇窑及窑系所生产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牌记款瓷器之内涵，已超脱了地名称谓的局限性。被赋予了新的更深的人文内涵，寓意美好，充满着中华道祭文化的特征！
“古相.博陵第”记事牌文化探析
道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本土宗教文化，源于老子的《道德经》。以后，张道陵（天师）又传奇般地发展演译了道文化，成为道教。道教文化中众多的神仙，尤其是历史类的仙人，构成了博大的群仙图，从三皇五帝到后来的帝王、名将英烈都归于其中。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千姿百态，散发着无尽的魅力。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在道教的精神领域里，“古相·博陵第”是张道陵（天师）成就的广博、盛大、崇高的洞天福第（地），能“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是自由、博爱、平等的仙境。在现实生活中，奉圣第子，信士们把如此美好的“古相·博陵第”铭作为机构名称或是堂名匾号，并用于品牌标识，是尊道重德、从善如流的象征。推断元代出现的“古相博陵第”、“博陵第”机构是为“禋享”（禋yin,古代指祭天，也泛指祭祀）祭祀服务的地方性行会。
道教在元代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元成宗铁穆耳惟受张道陵（天师）的后裔张兴才为“正一教主、广道真人，管领江南道教。（至明代，其子孙仍世袭“正一真人”）由此，可以推断具有宗教性质的“古相.博陵第”与派生的“博陵第”社会机构在元代有着不平常的政治地位。
1、元代“张天师”神牌青花瓷板画，绘气宇轩昂的“天师”站立在阆苑山石柳荫下，神态祥和，身背灵丹宝葫芦和教权象征的太极宝剑，剑把系蝴蝶结飘带，身穿长袖道袍，系紫腰带，右手法式一指朝天，身躯面向左侧。四周衬以竹、石、兰、菊、灵芝、莲花。天上飘来仙芝祥云，玉免、神鹿口衔灵芝侍立张天师旁，清风徐徐来，花草飘香，柳枝起舞，将天地神灵融为一体，更显得仙气盎然。整幅画面，把张天师的仙风道骨，超凡飘逸的形象描绘得十分传神。此图将道教精神与吉祥、福、禄、寿、喜融为一体。绘画在白中闪青的釉质映衬下，“天师”更为神采非凡。
2、元代至顺三年青花瓷版“钱氏窖藏记事牌”为长方形（具体尺寸此处从略），用传统的麻布托胎工艺制作；胎体厚重、底面无釉，有麻丝纵横纹及蜂窝状麻布空隙点；胎色白中带青灰；釉为青白釉，莹润坚实，青花呈靛蓝略泛紫色；
道教“张天师牌记”和“博陵第”记事牌记《钱氏子孙谨记》的出现，解开了“古相·博陵第”系列元代瓷器多年来未解之谜。展现了元代瓷器永恒的光辉形象。
多年来在对“博瓷”的研究中，发现不同地区（如：云南、北京、上海、广东、河北、江苏、安徽、福建、浙江等地）收藏家收藏到的“谨记牌”有多种不同藉地与姓氐的“谨记”（如钱氐、张氐、赵氐、陈氐、刘氐、鲁氐、雷氏、曾氏、梁氏、吴氏等）记事牌,内容、格制与金溪窖藏出土的钱氏《谨记》大同小异,这些“奉圣弟子”与不同姓氐的信士们在记事谨记中都称“古相·博陵第”、“博陵第”为“故居”（言下之意如是自己的老家），并集于其门下，有着广泛的社会性。
那么，“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究竟存在与否，又在何方呢？根据民间收藏到的各姓氏记事“谨记”提示：
有钱氏金溪故居“古相博陵第”；
有雷氏、曾氏徽州路丰台县故居“古相博陵第” ；
赵氏徽州路鑫县故居“古相博陵第” ；
吴氏湖州乌里县“博陵第” ；
梁氏徽州路丰城县故居“古相博陵第”等。
以上所例举的诸姓氏记事“谨记”牌，均用进口钴蓝料书写文字与绘饰图案；制作精美，使用时间（元代至顺三年秋月吉旦）明确。由此，可以认定精美的元青花瓷始于此时的“博瓷”，它比以后的“至正型”元青花推前了十年，并开创了中国元青花瓷的新纪元。
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历史文献的缺失，元代“博陵第” 已经难已寻觅了。2008年华国良等收藏家在江西九江都昌调研时，找到一座残存的古建筑群深宅大院，在高阁的门头上方书刻着斗大的“某某某·博陵第”牌匾，此牌匾为二台格制，上格“某某某”三个字早年已被膏泥覆盖了，下格“博陵第”三个楷棣体的大字仍清晰可见。门面及牌匾周围用雕嵌的工艺装饰，有斜方格纹、菊瓣纹、梅花瓣纹、飞鸟瑞兽纹、彩云纹等，建筑风格为徽派式，既庄重古朴，又美观大方，据说此处已多年未有人居了。从门面的装饰格制来看，具有官府权贵门第的特征，非庶民宅地。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门头上方天格“某某某”三字被抹去？根据当地老人说：被覆盖的三个字是“都昌县”，在解放前已经被人抹去了。如若真是这样的话，时存今日的“都昌县，博陵第”就可能是官办的地方性社会机构。可惜的是该宅第在2010年已被拆除，由当地人重新修建并改名为“博陵世家”、“安乐第”。此举虽与原有的历史风貌、人文内涵是相悖的，但却又力证了元代“古相博陵第”、“博陵第”的存在是毋容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