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玩领域发生的故事比电视剧中的情节还要精彩。除了那些体现中国人优秀品质和文化的动人故事，也有利益熏心、泯灭人性的无良商家;有深藏不露的鉴定高手，也有自称行家到处招摇撞骗者。
而所有这些从事考古鉴定半路出家来从事古玩鉴定的所谓专家、学者，其实际的古玩鉴定的经验、水平、能力和起点其实并不高于所有入门级涉足古玩鉴定、古玩收藏甚至古玩买卖的任何人，而且如果其思想僵化、自以为是、不能正视现实的话，则其作为、过程和结果必更远远低于、卑于、劣于古玩新人!因为古玩新人的立足点和起始点充其量是零而决不会是负数，他们的头脑是一张未被浸染的白纸，学什么、写什么、记什么便就是什么，没有顾虑，没有门槛，没有条条框框;而所有那些从事考古鉴定半路出家来从事古玩鉴定的所谓专家和学者则不同，思维已成定式，头脑早已装满并不也同样适用于古玩鉴定的经纶而不去删除与更新，对古玩鉴定而言，这些不适用、不实用因而不可使用的条条框框便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和多余的负担，是负数，是羁绊!
我们说古玩，也叫古董或者骨董。骨董这是清朝以前的称呼，按我们现代来理解古玩、古董或骨董,其实是一个意思：它们都是古人遗留下的的文化遗产，留给我们带有历史文化信息，或者是社会信息的奇珍异宝。我们把这些古物件称之为古董。
根据《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的记载，1898年2月黑龙江将军恩泽奏，江省利用银圆，各省应拨协饷，请饬解鄂局代铸。得旨，户部知道，即着转行各该省办理。1899年7月恩泽奏请拨款设局鼓铸银元，朝廷的答复是该省需用银元，尽可就近由吉林搭铸，毋庸另行设局。稍后恩泽再以黑龙江省银元附吉林搭铸，诸多窒碍，仍请准自铸，并调鄂省银圆工匠来江承造，俾敷通省之需。
1900年1月朝廷回复由署黑龙江将军寿山体察情形，再行覆奏。同年5月初，署黑龙江将军寿山奏，“黑龙江购到机器，自铸银圆，以资流通。”由此可知，黑龙江省设局造币一事确实“有开铸之议”，且计画请已有往来的湖北省派工匠协助，所谓湖北省代制之说并非没有依据的传言，此与施嘉干的记叙吻合。
而若以其设计与湖北省造银元有几分相似，极有可能是湖北省在受托后先行雕刻模具及试制样币，准备由应聘的工匠携至该省作呈核及生产之用。然而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俄军在该年7月挥兵入侵东北，四处劫掠并占地多处，黑龙江省自行设局造币一事终未遂成功。
当十铜圆的铸造工艺的不同，型制大小厚薄的不同，也是区别当十铜圆版别的重要之处。清代当十铜圆一般为光边，但是也有少数省局铸有齿边当十铜圆。亦有极个别的省局铸造了大于常品，或厚于常品的当十铜圆。
清代末期中央明文规定铸造铜圆的材质为以红铜白铅0.1%、锡1%以及其他配合[1]，而且，大多省局铸造的当十铜圆是合乎规定的红铜圆，但是，仍有部分省局铸造了含铜量仅占七成的黄铜圆。
现已在存世的当十铜圆中发现，四川、奉天、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北洋、山东、深圳、福建等省局铸造的黄铜圆。其中，奉天造当十铜圆绝大部分是黄铜质，红铜者极少。四川、湖南、浙江三省造黄铜圆，现存世相对较多，尚不难觅。其余省局铸造的黄铜质当十铜圆，存世极其罕少，现今已可遇而不可求。
四、以币背龙型图案不同为区别
清代当十铜圆铸造之初，清并没有对铜圆的纹饰图案，作严格的规定。因此，各省局所铸铜圆尽管其币背皆采用龙型图案，但龙型各异，种类繁多。初入门的铜圆收藏爱好者，在按铸地省局名，按年号，按材质分门别类收藏当十铜圆时，尚容易分辨，而按龙图区分，则相对比较困难。所以，首先必须从币背龙图明显区别之处着手。
当时的文人对古玩商的态度也都很客气，并没有因为自己学识高而轻看这些古玩商，相反还经常前往古玩行中询问近有没有新进的宝贝。有钱的文人可以将东西买回家研究，而一些生活比较拮据的、比较穷的文人则只能向古玩商借出研究。古玩商也都很尊敬这些文人，甚至很多理论上的知识还要与这些文人请教，一般的借出请求都会答应，所以文人墨客与古玩商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
这充分说明：前面所有关于古玩鉴定的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都统统停留在浅表化、个性化、具体化的肤浅阶段，距离抽象化、典型化、概括化、真理化的实质性阶段还有相当遥远的空间和差距!
而事实早已充分证明，古玩鉴定绝对不同于考古鉴定，以考古鉴定的理论、方式、方法、思维和眼光来搬用、套用、从事古玩鉴定，简直与令风马牛硬相及者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