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他们长期不进入市场，不实践眼力跟不上造成的。
收藏其实也是一项脑力劳动，有智慧和技巧在其中。下面是收藏古玩要记住的“8个字”!
世人所说的宋代五大名窑，即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的说法，主要来自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句记载。柴窑为后周时期的瓷器，且实物失传、技术缺失、缺乏窑址印证，故一般不和宋代其他五个窑口并列提及。
《宣德鼎彝谱》的这句话，至少蕴含以下两个信息：宫廷中对瓷器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并对款式典雅的瓷器画图留存(这个习惯沿袭到了清代);对宋代瓷器的划分或命名，是根据出产地或来源地，这也是我国从古至今，官民通用的命名习惯。今天也是这样，景德镇窑、德化窑、醴陵窑、石湾窑、龙泉窑等，全部按照产地命名。(注：窑口和瓷器品牌名是两回事，不能一概而论)
在宋代，汝窑产自汝州，钧窑产自钧台，定窑产自定州，哥窑产自哥哥洞(杭州附近或浙江区域内，窑址尚未发现或确定)，那么按此习惯推论，官窑必定产自“官家”或者“”。
这种约定俗成的命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廓清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和误区，尤其是针对“官窑”这个备受争议，至今仍难以定论的窑器。比如，有些人很牵强的提出“汝官窑”、“汴京官窑”、“钧官窑”等概念，这些概念抛开了产地，生搬硬套把明清官窑的概念强加到宋代各个窑口上，弄得不伦不类还混淆视听。既然古人已经把官窑单独开列出来，说明它必定和其他四个窑口是有区别的，在瓷器开始被进行管理的宋代，被命名为“官窑”必定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坦斋笔衡》中有这样一段很著名的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1111-1118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这段包含的信息量很丰富，逻辑清晰，说明了宋代瓷器的基本面貌，并逐一道出官窑和其他窑口的区别、管理机构、窑口等诸多问题。
既然官窑产自，那么他和其他几个窑口的区别在哪里。“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段话说明定窑、汝窑、龙泉窑、官窑是各自不同的窑口，产品不一样，汝窑尽管为魁，但它不是官窑。本人前面关于汝窑的一篇文字中论述了汝窑的性质是贡窑(或御用窑)，钧窑也是贡窑，定窑在没有被汝窑取代之前，也是贡窑。贡窑的性质本质是一种民窑，收购认可的精品，不对窑口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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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市场诚信体系制度逐步完善的利好，2016年3月24日，文化部继发布《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后，又正式发布《关于贯彻实施〈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的通知》，对贯彻实施《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作出计划部署，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艺术品市场管理，认真贯彻实施《办法》，明确行业底线，强化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加强内容监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明确管理对象，开展行业普查，要求建立专家委员会制度，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开展行业培训，促进行业交流，维护行业权益，参与公共服务，探索开展信用评价，为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艺术品投资却与此不同，虽然其风险少，但投资潜在收益却非常高。这主要是由艺术品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所致，艺术品具有极强的升值功能。在风险与收益这一对矛盾中，正所谓“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