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古代版画的历史和雕版印刷术同样悠久。现存最早的，有明确时间刊记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就冠有绘、刻俱称上乘的扉画，唐代遗存的其他印刷品，版画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后经五代，宋、辽、金、元，版画艺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由于古版画大数量的遗存，是以书籍插图形式出现的。明代书业大兴，也带动版画雕镌进入了其发展史上最兴盛、发达的时期。
明前期承元余绪，宗教版画在版画艺苑中占有主导地位。洪武时所遗版画不多，大致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刊刻的《七佛所说神咒经》，扉画五面连式，绘镌皆精工。二十八年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有“京都应天府沙福智刊经”牌记，署“金陵陈声刻”，有图四十一幅，前冠观音说法相，后绘观音救难灵应图，是一部大型的佛教版画连环画，绘刻工丽绵密，精妙绝伦，堪称明前期佛教版画的典范之作。佛道书《天竺灵签》，为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刊本，梵夹装，以厚黄纸双面印，节省物料一至于斯，在古代刻本中是十分罕见的，图亦粗略不堪，只能说仅据其形而已。这一方面反映出洪武时兵戈初定，民间物力的艰难，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坊肆所刊佛画，还远未恢复到宋、元盛时的水平。
明永乐时，佛教版画则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其间内府刊印的大量佛经，如永乐九年（1411年）刊《圣妙真实吉祥名经》，十年刊《大悲观自在总持经咒》，十七年刊《妙法莲华经》、《大乘妙法莲华经》，十八年刊《弥陀往生净土忏仪》、《佛说四十二章经》，二十一年刊《金光明经》、《御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集注》等，都冠有极为精美的扉画，其中不少作品，很可能是由宫廷画师高手所绘；寺院、私人、民间刻经，亦有佳构，如航海家郑和施刊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卷首所冠摩利支天菩萨像极具神采；永乐年间刊《金刚经》，前冠有《鬼子母揭钵图》，十面连式，画面之繁复精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总起来看，永乐年间所刊佛教版画，画面表现手法多样，且多为繁缛细密，人物众多的杰作，由于经营布置稳妥，丝毫没有拥挤板滞之感，即使比之于宋、元盛时，似亦犹有过之，可以说已达到了佛教版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此外，明前期至明中叶的道教版画，也很有些不错的作品，明初刊刻的《道学源流》，图绘道家圣贤像，皆自石刻线画摹写，苍劲古朴，颇有韵味。其他如宣德元年（1421年）北京刊《太上灵宝天尊说消灾度厄真经》，宣德间刊《天皇圣道太清玉册》、《许旌阳事迹图》，正德间刊《武当山玄天上帝训》，天顺间刊《老子道德经》等，都有精致的版画。正统道藏所冠扉画，富丽精工，气势恢弘，是道教版画中的代表作。应该说明前期至明中叶，是宗教版画最为辉煌、大放异彩的时代。
明宣德后，版画艺苑格局发生变化，尽管这时宗教版画仍占相当比重，其他题材版画也逐渐勃兴。明宣德前，非宗教版画仅有明初刊《考古图》、《全相二十四孝诗》等寥寥数种，宣德后，则开始出现题材多样化的趋势。以戏曲、小说版画为例，出现了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每半叶配单面方式图一幅，共有图八十六幅，是对宋、元流行的上图下文版型的大胆变革。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明代宣姓墓中出土的《新编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新编全相说唱石郎驸马传》等说唱词话十种，另南戏《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一种，除《花关索出身传》为上图下文，犹存宋元古型外，余皆为单面方式图，凡八十六幅，是建国以来戏曲小说版画的一次发现。弘治十一年（1498年）北京金台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是现知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西厢记》插图本，结合永顺书堂所刊不难看出，明代中叶时北方戏曲版画很有过一段较为繁荣的局面。尚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中国书店在元刊本《通志》的书皮中，发现《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四页，有插图《孙飞虎升帐》一幅，另半幅似为《西厢步月》情节，经考证为元末明初刊本，从而把中国戏曲版画刊刻的历史，至少前提了七、八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