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拍卖保留价

官窑:

本文所说的汝窑是对生产宫廷御用汝窑瓷器窑场的通称，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以及周边不大是范围内，和北宋汴京官窑一样，二者都是北宋时期和官府有关系的最著名的瓷器窑场。至于汝窑和汴京官窑的关系，从宋人文献中只能看出二者出现的时间早晚。在今人的研究中，李炳辉先生提出“北宋官窑就是汝官窑”的说法后，学术界多把南宋修内司窑的产品直接和汝窑器相比，视汝窑为南宋修内司窑的技术源头，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这些在考古类型学方法上的排比研究固无可非议，但却忽视了文献中提到的修内司窑承袭北宋汴京官窑的记载，也即否认了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在这现有的证据下仍恐不妥。针对这一点，笔者已撰文提出：“北宋汴京官窑和专供御用时期的汝窑窑场是否可以等同，无考古和文献证据，不过就时间顺序论，北宋汴京汝官窑的建立当在成熟天青釉类汝窑瓷器出现之后，最早也只能和成熟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的生产时间有部分重叠。又，文献明言修内司窑是’袭故京遗制’即全面模仿北宋汴京官窑，所以根据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北宋汴京官窑的器物在造型和生产技术上应该介于汝窑和修内司窑的产品之间，其产品风格也不会和从汝窑到南宋官窑表现出的一般特征相去太远。”文中笔者既不主张否认北宋汴京官窑的存在，也初步谈了对二窑关系的看法，但未能深入。本文拟以汝窑场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据，在宋代官窑制度形成、完善过程的大背景下，重新探讨汝窑在宋代官窑制度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探讨汝窑与北宋汴京官窑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关于两宋时期的官府窑业制度，笔者已有过多次论证，此外不在展开。要而言之，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大方面：一、这时期的官府窑场在类型上可以分为中央窑场和为某项工程特设的官窑三种；二、官府获取瓷器的方式有地方贡瓷法、抽税法、科律法（适合以上三法的瓷器皆出自民窑场）、命地方官府烧造、中央自置窑烧造专供五种，且这种五种方法有发展连贯及部分重叠关系；三、在生产技术上和器物特点上，澄泥为范以模具成型，追求天青色釉和器物精致。 至北宋末年，“命汝州造青窑器”开始，汝州在受命烧造区之一，汝州地方官窑出现。但从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掘看，在汝窑器烧造中心区以外的民窑区也同样有天青釉类汝窑瓷器存在，而且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的生产有一个从创烧到成熟的过程，在以T36 4层、5层和Y3、Y14为代表的创烧阶段，天青釉类和青绿釉类汝窑瓷片发现极少，更多的是白釉瓷器和豆青釉瓷器，天青釉的洗在造型、釉色上虽已脱离民汝窑的风格，用裹足支烧成，但成型方法是用手制而非模制，同时也有少量的豆青、豆绿釉瓷器采用满釉支烧工艺；在出土天青釉裹足支烧洗的Y3内所出土的匣体外壁均不涂耐火泥，表明尚处于创烧阶段，而且也无资料能说明Y14满釉支烧的青绿釉类瓷器，这反过来说明，天青釉类瓷器是和大量的豆青、豆绿釉瓷器同窑烧造，也属于民窑的产品。同样属受命烧造的饶州官窑，因湖田窑址出土有“迪功郎浮梁县丞臣浮梁县丞张昂措置监造”铭残器，表明该窑场是饶州受命承烧的生产地，但此处大量的遗存是民窑产品，说明这是一处民窑。所以可以肯定，在天青釉类汝窑器初烧之时是在民窑场进行的，是故今后在汝州辖地内的其他民窑场再发现和受命烧造有关的物证，也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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