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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选择了艺术品收藏,实际是选择了一种生活状态。但收藏标准则取决于收藏态度,求真还是务虚也决定了收藏的标准。务实收藏需要严格的条件,眼力、财力、适度的运气必不可少。如果不因此研究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只是利用其商业价值牟利,或许就成了对艺术品真正价值的藐视。
漆砚台作为研墨工具,砚台是伴随着墨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大量的考古遗存看,无论是西安半坡,还是宝鸡北首岭等处,都曾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研磨器,由于制作粗糙,造型简陋,很难称得上后世意义上的砚台。不过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砚台的雏型。一九八零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遗姜寨遗址了一套古代绘画工具。考古专家在一个原始人的骨架旁,发现了一块石砚,上面还盖有石盖,掀开石盖,砚台凹处有一支石质磨捧,砚台旁有黑色颜料(氧化锰)数块,以及灰色陶质水盂共五件,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彩绘陶器工具。
先秦关于砚台的记载较少。《砚谱》上引伍缉之《从征之记》的材料说:“蜀国孔子庙中,石砚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时物也。”孔子一生尽管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但他编书甚富,用过砚台之物,或许是可信的。文中说其砚台“甚古朴”,也许是因为长期使用的是天然墨或半天然墨的缘故,砚台在形制方面,也就长期保持附有磨杵的形式。只有到了汉朝,出现了以松烟为主的人工墨,同时纸的发明,促使砚台的制作起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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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装饰性的纹饰出现,使砚台逐渐跻身于传统书画艺术的行列,成为既实用、又可欣赏的“文房四宝”之一,品种也日益繁多起来。除了石砚之外,汉朝还出现了金属砚台。曹操《上杂物疏》说: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一枚”。这种银制的砚台,大概在民间是罕见的。另外汉末还出现了瓷砚。由于制瓷业的发展,导致了瓷砚的出现。
《砚史》上说:“今杭州龙华寺收粱傅大夫瓷砚甚大,瓷褐色,心为鏊,环水为辟雍之制。”辟雍本是古代的太学建筑,瓷砚仿其形式,故以辟雍名之。另是出现了漆砚。在汉朝,漆砚并未被当时的文人的重视。一九六五年,在安徽省寿县的东汉墓中过一件漆砚,为长方形夹縯胎,上髹黑漆,外加朱漆,这是我国存世早的漆砚了。四是出现了陶砚。《砚史》上说:“相州士人自制陶砚在铜雀上以熟绢二重,淘泥澄之,取极精细者,燔为砚。”汉朝出现的这些砚台,都是为适应墨的改进而出现的新品种。
早在2007年起上海古玩古玩心推出“历代名砚专场”后,砚台拍卖就此脱离瓷杂类,成为自力的拍卖门类。2010年,上海古玩古玩心春拍,清乾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当时打破了砚台拍卖的世界纪录。近两年来,砚台的价格依旧维持在高位,2012年上海古玩古玩心春拍中,一方清铭紫云砚估价150万~250万元,成交价高达586.5万元;2014年,一方梁金凌清明上河图砚成交价更是高达2200万元。
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遭到历代文人追捧。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更是酷爱藏砚。自古就有“米癫拜石”的千古美谈,曾有一位江南巨贾央求米芾这位“砚痴”,愿以一座园林豪宅换得他所藏的一方南唐后主李煜的灵璧石砚。砚台自古就有出资保藏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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