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虽然定向降准实施债转股的增量资金属于“带帽”资金，不大可能进入其他领域，这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资金的挤出效应，即“带帽”资金可能将原来用于支持债转股的资金挤出，使得这些资金通过市场被挤出之后，可能进入房地产等回报较高的行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数字货可以较好地解决相关问题。央行通过实行数字货，促使商业银行的资金在各个环节上都可以追溯，如果发现相关资金进入债转股领域，同时又有大量资金从先前支持债转股的领域出来，那么就可以对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进行警示，提高债转股资金的效率，解决当前可能面临的“带帽”资金挤出问题，让去杠杆资金能够真正服务于去杠杆的目标，切实缓解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风险问题。
第三，关于货政策效率的问题。一方面，数字货对提高货政策空间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货政策通常受到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如果商业银行的利率低于零利率，那么储户可能倾向于将资金从银行提取出来而在家里存放现金，从而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的问题。但如果央行采用数字货，那么央行对数字货的利率调控将可以突破零利率的限制，因为数字货没有类似现金的货可以存放于互联网生态之外，从这个方面看，数字货提高了货政策效率。
另一方面，数字货对于提升货政策效率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货政策通常具有总量意义，较难在结构上进行精准调控，因为传统货政策通常采用数量型与价格型的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但不管是哪种工具，货政策都面临着如何影响具体微观主体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传统货政策的局限性。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采用数字货体系，那么央行就可以通过数字货精准对社会某些重要的领域进行货调控，同时可以监控相关货资金是否确实按照货政策指引进入所期待的领域，由此将大大提升货政策的效率。
综合来看，数字货虽然可能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监管体系，但数字货代表着货体系的巨大创新，能够为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及货体系提供重要的手段，监控或者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避免资金游离于监管体系而滋生不确定性风险，又能够更好的实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从中国当前金融运行面临的挑战来看，数字货能够为相关问题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数字货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全球金融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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