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通宝”小平钱的出现，同时证实了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理论：“子母相权论”之不谬以及这一理论在南宋时代的应用和实践。
“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有关货币本位与流通的理论：“谓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可以用一种为标准来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换率。”早对“母子相权论”做系统阐述者为东周时期的单旗。
《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天大旱，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谏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演污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翁其人也。”景王不听，于是铸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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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通宝”小平钱与“子母相权论”
无独有偶，2011年9月23日，笔者与好友马义亮去上海清华听课。次日，与好友马义亮偶于上海报国寺寻觅了一枚“大宋通宝”小平钱，甚为奇特，此钱生坑，大开门之品相，红斑绿锈，绚丽异常。其文字和形制与“大宋通宝”背“当拾”大钱毫无二致，俨然一个“大宋通宝”背“当拾”钱的浓缩精华版。查遍各类泉谱未见诸任何记载。此钱的面世当为中国古钱币品种增添了又一创见之品，完全可弥补历史记载之缺失。
唐国通宝楷书大钱拍卖，“唐国通宝”铸造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李璟继承了他父亲李昪打下的江山，但荒于治理。当时南唐需要一个富有阅历、能审势度势、具有军事才能的皇帝，但是他做不到。他发动了对闽国的战争，还讨伐过湖南的楚国。都因措施不当，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劳民伤财，国力也渐渐衰弱。而这时北方的后周在柴荣的领导下渐渐强大起来，南唐经过与后周的较量，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废了帝号。唐国通宝是在战争需要经费、战败需要赔款的背景下铸造的。“唐国通宝”版本极多，仅钱文书体就有篆、真、隶三种，篆书以初铸时的当二钱制作为精美，但所见不多。其中以大字、细缘小平钱少见。篆书“国”字呈方形的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独特，笔法秀丽，与普通品迥异，是“唐国通宝”钱中的佼佼者，也不多见。这几种“唐国通宝”篆书钱，应仔细辨认，否则，很可能把它们当成普通品，而不觉其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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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当时后周的世宗柴荣（又名郭荣）倒是一位文治武动，雄才大略，为后世所称颂的帝王。他看到其他统治者豪华、残虐百姓，结果招致灭亡，因此下令提倡节俭，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地对南唐用兵，迫使南唐称臣，割让14州60余县归后周管辖，每年进贡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10万斤，米麦20万斤，以致南唐“府藏空竭，钱贷益少”。于
是始铸“唐国通宝”钱，（见图）与开元通宝钱并用，以折价行用。起初铸1000文钱用铜料3．75斤，以后，为应付日益困难的财政开支，越铸越小，后减到1000文钱只用铜料一斤。减重贬值的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小小的“唐国通宝”方孔圆钱上，表现出南唐国况日薄西山。
唐国通宝楷书大钱价格，通宝是中国自唐至清末铜币的一种名称，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开元意思为开创新纪元，以后历代沿用，并常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从唐朝起，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宝。如“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太平通宝”、“永乐通宝”、“康熙通宝”等等。货币称宝是有其社会意义的，这就是货币的威力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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