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考古鉴定为政府所支持、支撑和垄断，国家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系统的理论整理、梳理和研究，并做了相当数量的文物搜集、发掘、归档等工作，使得考古鉴定的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相对骄人的成效和战绩。
在古代，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文人墨客，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士，可以说没有人不喜欢古玩。这原因就在于古玩有价值。有的人用钱来衡量古玩的价值，有的人拿文化来衡量古玩的价值，还有的人用古玩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价值。多种原因注定了社会上各个阶层与古玩行的密切关系，也注定了古玩行的基数群体非常庞大。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古玩传统和现实，我们又怎么可以理论化、理想化、简单化地肤浅和粗暴?又岂是你学过的、认为的、坚持的一票否决或一票肯定就可以拨云见日、一锤定音得了的?
同时，元朝继承了南宋与金内府的大量藏品，宫廷书画异常充足。文宗图帖睦尔(1329～1331年在位)为元代重视文艺的统治者之一，史载他就能作画。他在位时收纳了一批文人画家，委以官职，给予优厚待遇，让他们能集中精力安心创作。不仅如此，元朝亦设立秘书监来管理和收藏书画古物，并建立了储存与鉴赏古玩字画的奎章阁，设鉴书博士等职专门负责书画藏品的归类鉴定。而柯九思就是其中重要的鉴书博士。
柯九思(1290～1343年)字敬仲，号丹丘、丹丘生、五云阁吏，台州仙居人，江浙行省儒学提举柯谦(1251～1319年)之子，为奎章阁的首位鉴书博士。
柯九思《晚香高节图》：从存世的相关书画来看，经柯九思鉴定的元内府画作计20余幅，而所鉴定的法书则多达60余件。从现存藏画目来看，奎章阁收藏品中以天历年间藏品居多。由此可知，奎章阁的书画收藏活动与柯九思是分不开的。
奎章阁的书画藏品十分丰富，但大都为唐、五代、北宋的名画，南宋院体画则在摒弃之列。这是因为元代以赵孟蕴藉古意的艺术旨趣为主流，尤其排斥被当时称为的“近代画体”，这成了奎章阁书画收藏的指导原则。
柯九思出身于文人世家，年轻时就开始留意收藏书画，曾得晋人的《黄庭内景经》真迹，于是命名其室为“玉文堂”。他的藏品除了皇帝赏赐之外，很多是购买得来。至顺三年柯氏南还时，其好友甘立在送别诗中说他“好买扁舟载图画”，反映出了柯氏此时收藏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名画，而且数量也不小。因此，他有意把自己与米芾相提并论。在30岁时，就自称“庋藏书画以米家画舫相比”。
委托中间人销售商品，如果被委托人不愿买卖双方见面，卖方可拟定销售商品的低价位，委托人从中赚钱多寡均应不予干涉;如果买卖双方经中间人允许直接交易，成交后各付中间人相应费用。
古玩鉴定只有正误、对错、是非，没有专家、学者、权威!摆什么臭架子、装什么死皇帝!在恢弘浩瀚的历史面前、在摄人心魄的艺术面前、在鬼斧神工的工艺面前、在真假是非莫辨的客观真实面前，无论你是学富五车的专家，是汗牛充栋的学者，是德高望重的权威，还是目不识丁匹夫，都是小学生、都是活孙子!
古玩收藏活动持有清醒客观的认识，消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误解，摆正心态。为什么古玩收藏会产生这么大的魅力?除了收藏活动给人们带来文化精神享受和艺术熏陶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看重它的投资赚钱，使资本保值增值的功能。在收藏界的确盛传着不少依靠投机或投资买卖，拾漏捡遗而一本万利，获益丰厚的佳话美谈。不幸的是人们只看到这些表面赚钱的热闹现象，而没有去深入探究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赚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正是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功赚钱案例，不仅引起了人们来参与古玩买卖的兴趣，并且使人们对古玩收藏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片面认识，错误地以为买卖古玩可以获利保值，从而盲目地，在没有了解掌握必备知识的情况下草率购买。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有许多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因为轻率购买而上当受骗、血本无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