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摩诃僧祗律》四十卷，明崇祯七年（1634）金坛于玉德等刻本。此本存卷一至三十，每卷卷末皆有牌记，今录其三，以見一斑。「金坛居士于玉德，施赀刻此《摩诃僧祗律》卷一，計字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六个，该银五两零九分七厘。崇祯甲戌孟春月，金沙顾龙山识。」「京口善女人茅门于氏，存日施造菴银，改刻《摩诃僧祗律》卷第六，计字一万二千五百九十四个，该银五两六钱六分八厘。同资冥福，早证菩提者。崇祯甲戌岁仲春月，金沙顾龙山识。」「金坛塗毐居士于玉立，遗密蝎金念珠一串，托贺尔徹售价刻经，久未完願，顷乃見付，今奉梓《摩诃僧祗律》卷十一，计字一万一千二五十四千，该银五两零六分四厘。崇祯甲戌歲季春月，金沙顾龙山识。」
一部丛书的刻印，有时往往需要集众人之捐赀而得以成功。如《仙居丛书》第一集十二种，为李鏡渠辑，1934年排印本。仙居，僻处浙東，先贤著述，流佈不广，多湮沒不彰。李氏以少壯之年，抗心希古，不慕世华，独以抱残守缺表微阐幽自任，其辑《仙居丛书》，邑中父老朋辈睹其蒐辑勤劬，群焉心折，相与醵资印行。此书有「助刊姓氏」，列资助者九十二人。解囊相助。
從现存的史料來看，在古籍图书中，大约子部释家类中的佛经，有许多都是由于「助刊」而存於世的。如沒有多人巡迴劝募善资，筹措出版费用，大部的藏经，是不可能面世的。以《碛砂藏》为例，自南宋中期至元代，方才刻竣，最早在理宗绍定五年（1232），宋室赵安国担任都劝缘大檀越，他派遣很多僧俗劝缘者，到江浙各地募化集资，印造《大般若经》六百卷及《摩诃般若经》三十卷。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五末，刻「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朱文清同男显祖等施财，命工刊造大藏经板一千卷，捨入平江路碛沙延圣寺，永远流通，功德专为祝延寿万安。辛丑大德五年九月日，提调刊板僧法雷谨题。」
像宋代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思溪藏》，就是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其弟王从伩等施刻。其在绍兴二年（1132）四月的题记云：「王永从与妻严氏、弟王永钖与妻顾氏、姪王沖允与妻卞氏、王沖彥与妻陈氏、男王沖元与妻莫氏、王沖和与妻呂氏等眷属，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为利乐法界一切亊情，发诚心喜捨家财，开镂大藏经板五百五十函，願永远印造流通。」此为一个家族的捨资刊印大藏之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