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新事业据我所知，是发轫于董康。此人是法学专家，但又喜欢藏书，喜欢刻书，除了用传统的方法覆刻善本古籍外，还试用摄影制版的方法来影印。*部影印的是日本崇兰馆收藏的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是摄影后制成珂罗版印刷的，附有民国二年董氏的印书跋语，说日本技师“小林忠治业珂罗制版，艺精为全国冠，曩为罗君叔言(振玉)影印宋拓碑志，浓澹丰纤，犹形鉴影，乃介内藤炳卿(虎)博士假〔此书〕归，属小林氏用佳纸精制百部”。印的部数所以这么少，一是由于珂罗版印不多，珂罗版的长处是印出的东西完全和照片一样，不像石印只是一种黑色不分浓淡，但版子不耐磨，印了二、三百份就起毛，不宜再用；再是由于成本高，售价贵，一部《刘梦得文集》要银洋三十元(见《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二四札)，超过当时一部明初黑口本或嘉靖本的价钱，一般穷知识分子无力购买，印多了怕销售不掉。可是，有些爱玩旧书的人还嫌它不如覆刻本古雅，如董康另印了一部明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他的朋友吴昌绶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就说：“珂罗版徒费钱，无谓之至，绶已乞其底本，另刊一册，吾师必以为然。”并说：“景写恐不真，即以所印珂锣版本上木。”(《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第八六札)说明当时真有一些藏书家宁愿把旧本书上木覆刻而不愿用珂罗版影印。因此，珂罗版印书事业在我国长期以来得不到发展，除董康、罗振玉以及瞿氏铁琴铜剑楼等以私人之力影印过一些宋本和敦煌流出的古写卷子本外，很少有人干这种成本高而获利未必能厚的雅事。倒是日本的几个文化单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得多些，而且，由于当时日本制作珂罗版的技术高，印书的纸又多选用日本特产的色泽古雅的皮纸，其成品反比我国自印的精美。如前田氏尊经阁影印所藏宋刊孤本《重广会史》，连书衣也用珂罗版印制，看上去真像历时有年的文物。无怪当年傅增湘以万元购得南宋监本《周易正义》后，要请日本人用珂罗版代为影印了。
我国当时*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也有制作珂罗版的设备，但主要用于影印旧拓碑帖，影印善本古籍则用石印，这样不仅部数可以印得多，售价也可以比珂罗版影印的低廉。*是辑印《续古逸丛书》，即续黎庶昌在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不过黎书用覆刻，刻的是流传在日本的宋元本、古写本；续书则主要挑选国内公私藏书中稀见的宋本和其他旧本，陆续用石印原大影印。到抗日战争时已影印了四十六种，解放后又影印了*的第四十七种即南宋刻配毛抄本《杜工部集》。当这个《续古逸丛书》初步取得声誉后，在民国九年又开始辑印《四部丛刊》，共选择四部要籍三百二十三种(《二十四史》在外)，用宋金元明刻本、影宋元抄本、旧抄本、明活字本、校本、日本、朝鲜旧刻本以及少数清刻本、民国精刻本摄影缩小后石印。由于选的书好，版本好，售价也比较低廉(平均每册书不过三角到五角钱，在当时和同样厚薄的铅印平装书售价差不多)，因此国内外图书馆和专家学者竞相购买，风行一时。以后，又将其中少数不够理想的底本更换重印，出了《四部丛刊》的重印本。又把《四部丛刊》的四页缩并成一页，改线装为平装、精装，用白报纸印了更廉价的《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