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嘉庆（公元1760—1820年)朝起，国势逐渐走入下坡。康、雍、乾三朝盛世景观已成为历史，大清王朝的综合国力明显下降。经济的衰退，在瓷器上的表现也是十分明显。为了节省开支，朝廷已不再向景德镇御窑厂派专司其事的督陶官，而改由地方官兼管。此时御窑厂的规模、瓷器品种和数量上大为缩减，瓷器生产只能沿袭旧制，没有力量进行创新，许多成本高的瓷器也不再烧造。据内务府广储司卷烧造瓷器条所记，嘉庆四年（1799年），将每年烧造官窑款项，由一万两银改为七千余两，不久又减为五千两。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又奉旨“自明年为始，九江关呈进大运瓷器，着减半烧造。”于是又人五千两减为二千五百两。其后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二月，更下令终止了御窑厂的工作。 青花云龙纹螭耳瓶 嘉庆早期瓷器大多仍延续乾隆朝的风格，造型、尺寸、纹饰与乾隆基本一致，若不看底款有的器物很难区分，说明当时制瓷工艺还是有较高的水平。到嘉庆后期，随着国内购买力的降低，青花瓷以日用瓷、粗瓷为主，陈设瓷逐渐减少。无论从瓷器的质量还是艺术水准来看，都远不如乾隆时期。《陶雅》一书记载：“嘉道而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但一些官窑器作为宫中生活、陈设用瓷，其制作也是非常严格的，其中不乏一些精美之作。 粉彩龙凤穿牡丹纹双耳瓶 综观清嘉庆朝制瓷技术，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题材，都以前期作品为蓝本，没有大的突破。尤其是嘉庆早期，与乾隆朝作品基本一致，因此有“乾、嘉不分”的说法。嘉庆的精品如不看款识，很容易与乾隆相混淆。嘉庆晚期作品已走向衰退。但也有不可埋没的佳作，应该重视。综合起来嘉庆粉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懋勤殿”款龙纹印盒 嘉庆前期器物的胎质基本保持乾隆中晚期较为细腻润泽的质感，至后期胎体略显粗糙，厚薄不一。民窑器物胎中未粉碎的瓷石颗粒较多，也比较大。 乾隆后期景德镇的高岭土严重缺乏，嘉庆时开始从星子县开采高岭土。由于星子高岭土与浮梁高岭土氧化铝含量不同，工匠一时不能很好地掌握星子高岭土与瓷石泥的二元配方比例，所以经常出现盘塌底的现象。为了解决塌底问题，景德镇工匠放大器物底径，加厚器物下部胎体，无论琢器还是圆器，比乾隆朝同类器物的胎底和圈足都要厚得多。 嘉庆时修胎远不如乾隆时期精细，器物底足粗壮，胎壁厚薄不均，胎底有明显旋纹。为了节约成本，一些民窑日用器物开始出现明末瓷器圈足沾砂的现象，这是在烧制时，不用瓷饼，直接放在粗砂上烧制留下的痕迹。 粉彩籁瓜纹碗 嘉庆官窑早期多写青花“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多无边框，工整规范。个别的也有“嘉庆年制”四字图章款。嘉庆晚期多写楷书款，有四字和六字。嘉庆时年款楷、篆并用，但整体上看是以篆书款为主。字体工整，结构谨严，多用青花书写。此时新出现了一种篆书带方框的款式，因其篆书工整，框线整齐，似图章印鉴，故名“印章款”。 红彩云龙盅 堂名款较乾隆时期为少，一般在文具、餐具、祭祀器物上题写堂名款较为盛行，如“嘉阴堂制”、“彩秀堂制”“种芝堂制”、“寿颐堂”、“懋勤殿”等。吉言款有“福海珍藏”、“爱莲珍赏”等。此外还有私家定烧的一些斋堂款，在北京故宫藏品中，有“事敬堂制”“庆宜堂制”“玉庆堂制”，以及“织素三房”“俊三自制”均为嘉庆时期粉彩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