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区旧书回收 虹口区回收旧书 旧书回收所谓地域的问题，指中国国内与国外之别，其实是说域外中国古籍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界定“中国”，需要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知识，注意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边界的变更与边界内外的差异。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拥有主权的地区统称为“国内”。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古籍，原则上应该是指产生、流通、收藏于中国国内的古籍。但是，在“域外汉籍热”的刺激下，究竟怎么看待域外的——即流通、收藏于国外的——中国古籍就变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中国古已有中外文献的交流，中国古籍流传海外的情况早已存在。例如，165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返回欧洲时，把他在中国搜集到的中国书籍带回欧洲；1682年，柏应理抵达罗马时，一次就携带中国书籍400多册；1694年，白晋返回法国时，将中国书籍300多卷赠送给法国国王等[2]41-42。中国古籍流传海外后，被国外学者与机构翻刻的情况也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刻本”，即日本刊刻的中国古籍，主要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1603-1866年间大批翻刻的中国汉语书籍。张元济主持编纂的《四部丛刊》就收录了日本正平本《论语》、天明本《群书治要》等一批可以对中国传世典籍有所补益的重要典籍。虽然，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了域外中国古籍的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末“域外汉籍”兴起，它才被中国学界所关注。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域外汉籍是中国古籍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国外图书馆所编的馆藏汉籍图书目录便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3]，流传并收藏于海外(国外)的中国古籍也被中国学者陆续考查、整理、挑选、影印回国，并在国内出版、流通，以飨学界。这些工作如今依然方兴未艾，像《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录》《西班牙藏中文古籍书录》等书目，都是海外藏中国古籍整理编目的成果。而《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则是域外汉籍整理出版的代表作。因此，与中国地域内外相关的“中国”古籍问题中，中国境外的汉语古籍是中国古籍已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