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线装书回收 上海回收线装书 线装书回收沈氏《两汉书疏证》的稿本今仍存于世，如果将它们汇集整理出版，则浙江书局本可以废置。第四，某些内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作补充。所谓印本未收，既非指作者自己删削，也不是如臧庸《韩诗遗说》稿本那样后来又作校正，而是指其内容原本固有，但事出有因，刻印时未予收入。如清焦循《忆书》手稿，凡一百三十余条，赵之谦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时删去了十条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字。赵氏十分钦佩焦循，本人也是愤世嫉俗之士，他删去这些内容肯定有难言苦衷。但对读者而言，一旦知道稿本还藏在上海图书馆，那么对刻本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又如清林则徐《粵海即事诗》，稿本录诗十八首，撰于鸦片战争时期琦善所主和局失败广州被围时，编刻林氏《云左山房诗钞》者恐触时忌，未予收录，则后来重辑林氏诗集者，可据此稿本补入。如此种种，都说明已刻稿本同样值得珍视。第五，稿本经他人任意删改，导致文意失实。惟赖原稿，才能了解作者真实思想。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自述，刻印本即出于曾国藩的删定，以资料可靠程度而言，无疑以原稿为佳。又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二十八卷手稿本，记事自咸丰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生前曾被其表弟山阴陈寿祺（字珊士）借读，业经涂改，李氏气愤之极，于壬集封面题曰：“是书为珊士借去，中被墨涴甚多”，“文之佳恶吾自荷之，何劳他人饶舌”；並言“剜补以后，日记更不假人”。然其去世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稿时，又经蔡元培删改，或许蔡氏出于善意，但终非李氏原来思想。今该稿藏上海图书馆，蔡氏删改之粘签亦保留在上，其文献价值自然要高于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