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张培力创作的《30×30》面世算起,今年是中国录像艺术诞生的第30年。张培力,这位中国录像艺术的先驱人,本月将要启程芝加哥,举办名为“记录·重复”的个展。从不被理解到走向大众,从个人探索到指点后生,张培力的30年经历了许多。回顾中国录像艺术的早期,张培力坦承那是一个反叛的年代,艺术家们拒绝继承,只看西方。尤其在形式上,全面接纳多元、自由的艺术形态。现在想起来“也许有些太激进”,但正是这种闯劲和勇气,打开了中国多媒体艺术的大门。他的件录像作品《30×30》,记载了一面镜子被不停打破并修复的过程,被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收藏。但是,在张培力看来,初的成功是艺术家的一种包袱,被成功束缚是可怕的。而摆脱这种束缚依靠的是反省和敏感。对于张培力来说,更多的反省来自于无尽的好奇心。在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过程中,他探索着我们所处时代里宏大的背景叙事之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张培力强调“揉碎”。面对作品的地域化与工具化表达,张培力既不愿刻意地回避更不愿刻意迎合。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封闭的社会,不裹小脚,不穿长衫马褂,不留辫子”。但地域性又广泛的存在于中国人的经验里。“揉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意味着从身边的世界中寻找新的东西;同时也是艺术家的理性,是系统的总结和消化。本次在芝加哥举办的张培力个展恰逢中国录像艺术诞生30周年。在这30年中,张培力既是艺术家,也是青年艺术家的领路人。在新媒体艺术的教学方面,张培力有一整套自己的思考,同时也在教学中大胆的实践。到今天,他的学生们成为了中国新生代的新媒体艺术家,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在采访中,张培力称他们是“这30年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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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张培力正拓展自己的创作媒介,三十年过去了,仍然是好奇心在推动他继续发现和创作。版画、数字打印、声音作品、机械装置,种种新材料、新媒介带给张培力新的挑战。张培力说,他喜欢迎接挑战。《21世纪》:中国录像艺术已经30年了,你觉得是否需要做一个回顾?张培力:中国录像艺术之前有几个专题性的展览,1996年做的“现象影像”展览,参展的艺术家到今天都是中国录像艺术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标志性和转折性的展览。中国的录像艺术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展览、艺术院校和观众都开始注意到这种艺术。2011年民生美术馆做过一个回顾性的录像艺术展,但是那个展览上还是以上世纪90年代做录像艺术的一批人为重心,80后、90后艺术家的作品不多。那个展览可以说是对中国录像艺术大规模的一次理性梳理。
张培力油画市场行情,但是除了这两个展览以外,中国对录像艺术做研究、梳理、批评和分析的专家很少。大多数展览也是把录像归到多媒体一类,很少有专门做录像的。同时,录像艺术也没有真正的研究机构,我们给OCAT珠海馆的定位是新媒体和建筑(编者注:张培力是OCAT珠海馆馆长),试图做一个研究平台,但是目前还受到很多条件限制。我想这可能和当代艺术在中国起步比较晚有关系,很多从事当代艺术研究的个人和美术馆都是从这几年刚刚开始。《21世纪》:你早读的是油画系,后来为什么转做录像呢?张培力:因为那时录像带给我新鲜感,这几年录像给我感觉没有太大的挑战性,没有想做的冲动。因为一件事刺激的状态是在可控和不可控之间。感觉这件事是陌生的,但是我似乎又可以去了解它,去尝试,才会让我感到兴奋、想做。完全的陌生也不行,但太近的东西就缺乏挑战性,好像你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知道结果,而且结果是一定的,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