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书回收 上海回收古书 古书回收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行8年来取得不少成果，尤其是图书馆和古籍保存单位的保护意识大大增强，一些保护措施逐渐落实。当然，保护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突出表现为管理者对“保护”的理解还不到位，常常把古籍保护和公众服务对立起来，最终违背古籍保护的初衷。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一项工作是评定《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项工作促进了整个社会对古籍善本的重视，本来是件好事，但个别地方的读者使用古籍反而更加困难了。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了解到内地某省级图书馆有一册宋刻本载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向该馆申请调阅原件，结果遭到拒绝。这位教授向馆方耐心地解释原因：这个本子保持了旧时原有的装帧，书根又有古人手写题名，可能有助于揭示宋人书籍的摆放习惯与藏读方式，自己只求看一看原书的外观，并且愿意隔开一定距离，不碰此书，馆方同时可派员工在旁监督。然而，馆方表示，凡是该馆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藏书，一律不向读者开放。馆方保护和珍视古籍这一初衷是好的，然而古籍保护最终目的是促使公众更好地利用公共资源，将古籍视为奇货可居绝非是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本意。
为了保护古籍文献，还有一些图书馆对商业出版和学术研究不加区分，一概采取“堵”的办法。除了上述的禁止使用外，还有的地方收取高额费用。这么做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仅公众难以开展业务研究，图书馆其实也没有收到多少费用。既要保护古籍，又能公开使用，有关方面在具体使用方法上似乎还可动动脑筋。我认为，图书馆对于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需求，应当区别对待。对于商业出版，可利用经济杠杆来加以管控；而对于学术研究，则不妨通过政策引导，给予一定的鼓励。至少在20年前，美国一些高等学术机构就已对藏品照片的少量拍摄采取开放态度，有学者希望研究其藏品，只要说明理由，这些机构可代为拍摄照片且不收费用，条件是学者在成果发表后送缴一份论文。这里涉及到一个观念，即古籍文献的保存者如何看待研究人员。学术机构将研究人员看成古籍保护利用的合作者而非对立者，就可以取得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