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艺术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在众多色彩斑斓的瓷器中唯独没有大红色高温红釉瓷，这是因为红色釉不耐高温，烧制非常困难，被喻为千窑一宝十窑九不成之说，因此烧制大红釉成为世界史上一道千古难题，更是历代能工巧匠们的梦想。中国的瓷器自早期开始，便是以颜色釉装饰为其特征，特别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青釉，曾独霸天下数百年。这是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人们无法从制瓷原料中将铁质除尽。而当青釉瓷器出现四百年以后，到了隋代，我国北方窑场终于成功地烧出了白釉瓷器，才最终结束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后当绚丽斑驳的唐三彩陶器问世后，又进一步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风格。宋代是我国瓷业全面逢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各种颜色釉争奇斗妍、光辉灿烂的时代，特别是当钧窑烧出灿若晚霞的铜红窑变釉后，更为我国陶瓷美学开创了一个新境蜀。它使高温颜色釉本身取得了独立的美学价值，已不再仅仅是器物的保护层。
所谓颜色釉，指的是釉料的装饰颜色，在制作无色透明釉料的时候，加入某些金属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高温下就会呈现色彩缤纷的釉色。如我国传统颜色釉中，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就能烧出祭红、鲜红、宝石红、牛血红等鲜艳夺目的红釉；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又能烧出如豆青、粉青、天青、梅子青等“千峰翠色”的青釉；而以钴为氧化物的着色剂，则烧出霁蓝、宝石蓝等美丽动人的蓝釉。同一种金属氧化物由于在釉内含量的不同，温度与烧成气氛有别，以及釉中其它化学成份组成的差异，又能呈现出众多不同的色彩。例如同样是以铜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就呈现绿色，而在还原气氛中却呈现红色。唐代长沙窑青瓷上那种绿色花纹，便是铜在氧化气氛中的结果。北宋晚期，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工，在1300℃的高温下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还原条件，又使铜呈现出红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钧红”。
钧红
呈色虽属于红釉范畴，但严格说是在具有蛋白石般光泽的青色釉面上，杂以红色、紫红色，或深、或浅、或呈斑块状、或是放射状，并非通体红色。但是钧红的烧制成功，仍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对后来陶瓷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元、明、清高 温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钧瓷成为历代传世珍宝。曾有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变幻莫测的美，也有人说：即使对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如果看见钧红，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至今当地民间还流传着“”、“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铜红釉瓷器
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是在元代景德镇烧制成功的，此时在红釉瓷器上已经不再见到钧窑器物上那种红蓝相间或红中闪紫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净的朱红色。1974年江西景德镇市郊凌氏墓出土了两件红釉瓷俑，两俑身着宽袖袍服，头戴官帽，双手执笏拱立，除脸部、手和笏板饰青白釉外，衣履均为红色。虽然瓷俑身上的红色有些红褐不匀，红色也不够鲜艳美丽，但它毕竟是我国制瓷史上首先出现的纯正红釉。从墓志铭上可知，瓷俑的烧造年代至迟应在元代至元四年(1338)以前，它标志着元代景德镇制瓷 艺的进一步成熟。从此红釉瓷器能够自成体系，它与青釉、蓝釉等颜色釉末产成为我国颜色釉瓷中的奇葩。
祭红
别名“霁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佼佼者，其釉面的特点是，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不流淌，裂纹不出。清高宗乾隆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称誉道：“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灸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超越前代而独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次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志》)，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纯正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著名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独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普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罕见，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如果说元代的纯红釉还处在创烧阶段，那么明代的红釉器就已红完全成熟了。特别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成功的鲜红釉，色调纯正，釉厚如脂，《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最贵”绝非过誉之词。宣德红釉比永乐鲜红更胜一筹，它虽没有永乐红釉鲜明温润，但红中稍带黯黑，红而不鲜，更显得静穆和凝重。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如红宝石一样的光泽，耀眼夺目，所以又称为“宝石红”，《景德镇陶录》因此有“宣窑”以“鲜红为宝”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