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上具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纹饰最早出现在唐代，当时河南巩县窑三彩陶器、陕西铜川黄堡窑青瓷，以及湖南长沙窑青瓷釉下彩，从造型到纹饰都曾受到这种影响。宋代南北方各地窑场生产的青瓷和白瓷也表现出这种特征，但此类瓷器产量很少，堪称凤毛麟角。元代，伊斯兰文化明显反映在青花瓷的制作中，对中国陶瓷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伊斯兰文化对中国陶瓷发展的影响，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唐宋时期，少数瓷器上出现的伊斯兰纹饰，是中国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一种接受；元代大量出现具有伊斯兰纹饰风格的青花瓷器，是元朝政府对伊斯兰地区贸易用瓷的需要；明初永乐、宣德时期，一些具有伊斯兰纹饰的青花瓷器，一方面是政治交往用瓷，为了外交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正德皇帝对伊斯兰文化的喜好。
对于历史上各时期瓷器所具有的伊斯兰文化因素的讨论，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有所论述：例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格雷（Gray,B）就曾撰文论述过近东金属器对明代瓷器造型产生的影响；
70年代，英国学者梅德利（Medley,M）也讨论过伊斯兰金属器，对中国唐到元代瓷器所产生的某些影响‹1›；80年代，冯先铭先生谈到，在明代乐、宣德瓷器中，有大约九种青花瓷器在器形上直接受到西亚地区的某些影响‹2›；90年代，马文宽先生更加指出，明代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器）仿伊斯兰金属器、陶器、玻璃器造型至少有十九种，而明代瓷器上所见具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纹饰也有十二种之多‹3›。从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看，目前学术界对瓷器上伊斯兰文化因素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对元代或明初瓷器的研究上，特别是对于元代具有伊斯兰纹饰风格青花瓷器的大量生产，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是元朝政府对伊斯兰地区贸易用瓷的需要。虽然文献上记载元青花输出海外的情况并不十分详细，但考古资料表明，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伊朗的尼沙普尔遗址、印度托古拉古宫殿遗址、叙利亚的哈马、波斯湾的巴林岛等地，都曾出土大量带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元青花瓷器，而这些地区正是伊斯兰文化兴盛的区域。至于明初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器上具有伊斯兰纹饰风格的器物，学者们一方面虽然也认为有可能是明朝政府对伊斯兰地区贸易用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认为，更主要的还是帝王的政治交往需要。
正德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在瓷器装饰上虽然常常出现用阿拉伯文、波斯文书写的文字，但这些瓷器在造型上却是典型官窑器物，几乎所有器物上也都书“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那么，这些具有强烈异域色彩的器物，究竟是正德时期对伊斯兰地区的贸易用瓷，还是正德皇帝用于赏赐阿拉伯国家使臣的器物，或者是正德皇帝的御用瓷器，本文将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 目前存世带阿拉伯文字的正德瓷器
在传世品中目前所见带阿拉伯文字的正德瓷器，主要以碗、盘、罐为主，另有香炉、插屏、灯座、香筒、烛台、圆盆、笔山、帽筒等日常生活所需之物，本文以下将分别予以介绍。
〔图一〕 正德青花折枝花纹阿拉伯文字碗 故宫博物院
（1）青花碗（故宫博物院藏），撇口，深弧壁，底心微塌，圈足内书“大明正德年制”青花楷款〔图一〕。碗外壁通体青花纹饰，折枝花纹间隔六个圆形开光，其中分别以阿拉伯文书写“政权”、“君王”、“永恒”、“每日”、“增加”、“兴盛”之语，按顺序译为“政权君王永恒，兴盛与日俱增”。碗心阿拉伯文书写“感谢他（真主）的恩惠”。故宫还收藏有另一件与此相同纹饰碗，只是器上文字不同，其外壁汉译为“阿里说，我们饮了一口大地上的水”，碗心汉译为“吉庆”。
〔图二〕 正德矾红彩阿拉伯文字盘 上海博物馆
（2）红彩盘（上海博物馆藏），敞口，坦底，圈足，外壁、里心及器底全部用红彩书写波斯文字〔图二〕，汉译：“正如伟大的真主所说的，会赐予人们所渴望的美好生活。”‹1›与此纹饰相同的盘，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只是译文有所不同，内壁文字译为：“你不要把手完全伸开，以免你变成悔恨的责备者”，外壁一周文字译为：“清高尊大的真主说，谁做了尘埃大的好事，谁做了尘埃大的坏事，他都会看到，这就是行好的人的报答”，器底部写有一行阿拉伯文和两行波斯文，意思为“迪麦尼可汗水微曼苏来曼沙”。
〔图三〕 青花长盖盒（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
（3）青花长盖盒（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器为长方形，通体以青花为饰。盒底部各面以缠枝花间隔圆形开光体，盒盖同样以缠枝花间隔一个菱形和两个圆形开光体，菱形内又套一个正方形开光，器底书“大明正德年制”青花楷款。长盖盒所饰各个开光体内，均书阿拉伯文，共有两句话：“去追求优美的书法吧，因为它是人生的一把锁匙”；“一个笨蛋是永不知足的”。与此造型、纹饰基本相同的器物，在香港天民楼藏瓷中也曾见到，只是盖盒顶部为四个圆形开光，文字内容大体相同，器底部同样书正德年款〔图三〕。瑞典远东古物馆藏一件青花四方形盒，盒面菱形开光及盒外壁变形花卉间隔圆形开光内，也书阿拉伯文。由此可知正德时期书阿拉伯文的盖盒，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