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西夏建国后，始终存在着蕃学、蕃礼与汉学、汉礼之争，并导致宋、夏间战争不断。景宗元昊兴蕃抑汉，与宋达成和议后，用“夏国主” 名义向宋称臣，以换得宋大批“岁赐”。毅宗李谅诈兴汉抑蕃，恢复李姓；虽多次率军侵犯宋境，最终还是与宋讲和。惠宗李秉常八岁即位后，由梁太后摄政，梁氏虽为汉人，为笼络党项贵族，反而采取兴蕃抑汉政策。在对宋朝关系上，梁太后摒弃毅宗在位时与宋订立的讲和约定，穷兵黩武，连年对宋用兵，以期通过战争手段来向宋朝索取更多的厚赐。然而事与愿违，战事一起，“岁赐既罢，和市亦绝”；虽说战争以西夏胜利告终，但因国力有限，承受不了战争耗费，导致民生困苦；造成财力枯竭，物价暴涨，尺布竟至万钱，民怨沸腾不止。
崇宗李乾顺三岁即位，是西夏的第四代皇帝，因年幼无知，朝政仍由“一门二后”的第二代梁太后操纵；梁氏母党采取附辽反宋国策，继续对宋用兵；并裹胁崇宗御驾亲征，大举入侵宋境。因不得人心，梁太后被鸩酒毒死后，十六岁的崇宗开始亲政，将国策改为附辽和宋，一字之差，对西夏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他喜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对汉文化十分倾慕；为改变西夏落后之陋习风气，加强党项贵族的封建化意识，他采纳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上疏提议，“士人之行，莫大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并下令在蕃学之外把汉学定为“国学”，请博学之士专讲汉学；并设立养贤务，用公费国帑供给食用，大力推行汉化教育，为朝廷培养适用的官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