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极左派的涌现给出了这样的线索。极左主张，特别是现代货币理论在中期选举中找到了展示舞台。28岁的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是这一理论在政治界知名的拥趸。如果民主党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继续维持这样的竞选优势，结合目前美国政治所处的保守主义顶峰的特定阶段，更大的变革不是不可能发生，而现代货币理论在那时将不再仅仅是一种异端的理论。
而现代货币理论则走得更远，由于承认了政府债务和央行货币的共同信用支撑都是政府，因此它直接将二者视为同质的凭证，将政府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过程视为两种债务的替换关系，在市场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之前，政府任何水平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都是可以接受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极限几乎止步于量化宽松政策，现代货币理论则没有红线的概念，这正是典型的极左。2018年开始，现代货币理论受到了主流经济学者和市场参与者的口诛笔伐，这反而被认为其影响力开始进入主流的证明。事实上，央行数字货币的某些主要倡导者也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着与现代货币理论相同的渊源。其中，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和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后凯恩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他们的设计中，央行数字货币、负利率和政府债务货币化可以成为应对长期经济停滞的“三支箭”，这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一些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主张。
在现有的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框架下，现代货币理论无疑是近乎谬论的。但是，如果在制度和规则发生变革的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则将具有可行性。货币是记录和调节人类收支缺口的一种工具。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除了货币以外，还有着很多不同的调节收支缺口的工具，它们的产生和使用都依赖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制度现实，它们的消亡和废弃也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产物。
但是，在每一个给定的历史时期，或者给定的技术横截面上，同时存在的多种广义社会交易工具具有不同的名目性质：越是被广泛接受的工具，越是通过法定制度确立的工具，其价值越取决于制度和规则，即具有更强的名目属性；越是在小范围内使用的工具，越是依赖个体间多次博弈确立的信任关系，其价值越取决于经济交换的对象本身，即具有更强的金属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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