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每个地方的博物馆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镇馆之宝一样，浙江绍兴市上虞区博物馆自然也有自己的镇馆之宝。让人惊喜的是，它并不是外来物抑或舶来品，而是与“世界青瓷发源地”相契合的代表西晋越窑青瓷生产特高水平的宝贝——谷仓。
因为太过珍贵，上虞博物馆馆藏的那只被1995年5月由耿宝昌、张浦生等组成的国家文物局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的西晋谷仓，至今还被珍藏在博物馆库房里。在陈列室展览的，只是其仿品。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有幸三睹其芳容。每每欣赏之时，我总是肃然起敬，情不自已。不啻因为其年代久远，更因为附着其上丰赡的历史文化讯息及其精美绝伦的工艺水准。
上述西晋谷仓，1984年3-9月经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曹娥严村原浙江省建筑卫生陶瓷厂基建工地进行考古发掘所获。这只西晋谷仓，通高43.5厘米，底径15.4厘米。据曾在上虞博物馆工作近10年的副研究员、专着《瓷之源——上虞越窑》的作者章金焕描述：西晋谷仓“器身为腰沿罐，口部覆盖，盖底方形，上塑一组建筑物。腰沿上堆塑为二层，中为筒状颈，周围塑拱手跪姿的胡人俑，展翅雀跃的飞鸟，以及门阙等建筑物;罐体为溜肩，弧腹，平底，肩腹部划弦纹，罐身上贴附蛙头、铺首、骑兽俑、舞蹈俑。纹饰内容丰富，制作精良，施青黄色釉。”
须知道，盛行于三国西晋之时的谷仓，是最富有研究与艺术价值的越窑青瓷。它既是当时建筑风貌的缩影，又是人物服饰、器乐演奏、歌舞、百戏及珍禽瑞兽的写照，同时还是越人习俗及其丧葬思想的反映，可谓不可多得的历史遗珍。比如昂首尖喙、双翅舒展、宽尾的飞鸟，簇拥其上，与《吴越春秋》所载“百鸟佃于泽”瑞象相符，当是越人视鸟为神灵的印证。又比如，其楼阁类建筑四周环布形态不一的伎乐俑或珍禽异兽贴饰，又有飞鸟，呈现出一种炫富享乐、祈福禳灾的仪式场面，既有用以媚神、祭奠慰藉亡灵，又有为其子孙祈祷富贵福祉之寓意，应当是祈求保佑死者能在阴间享受荣华富贵、过上幸福安康生活的丧葬明器。谷仓出土，其数量不少，但往往破损者多，且堆塑简单，此谷仓集拉坯、拍片、捏塑、范印、雕刻等多种技法于一体，以其器型规整、保存完好而鹤立鸡群、独领风骚。
谷仓，由五联罐演变而来，流行于三国西晋时期，俗称堆塑罐、魂瓶，也有学者称之为佛寺罐，日本则把这种器物称神亭壶，是一种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三国时的谷仓，下部为罐身，有的在罐身上压印网格纹，有的印贴各式人物俑、铺首、佛像、螃蟹、龟等，上部中管比五管瓶的中管明显扩大，另四管逐渐低矮，堆贴门楼、门阙、飞鸟、胡俑、狮子、龙等。西晋时的谷仓，五管大多已被亭阁所代替，堆塑更加繁复，至西晋中晚期，五管彻底消失，最上面往往是带脊的四坡屋顶。有的谷仓上还有碑，上面多铭有“会稽”、“会稽上虞”、“会稽出始宁”等文字，如绍兴南池乡官山岙村横棚岭西晋墓中出土的谷仓，碑额阴刻“会稽”，其下分三行竖刻“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乐众无极”。绍兴南池乡施家桥村出土的一件谷仓，碑上则用隶书刻有“会稽出始宁，用此灵，宜子孙，作吏高迁，乐无极”。始宁即今上虞上浦、章镇一带，县治在嵊州三界，三界一带无越窑窑址。从窑址调查情况看，上浦镇大善村的凤凰山窑址、梁湖镇华光村的晾网山窑址都曾发现谷仓的残件。凤凰山窑址在三国西晋时属始宁县，晾网山窑址则属上虞县。
上虞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息的乐土，又曾为越国的腹地。人文积淀深厚，兼具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和以曹娥江为主干的便利的水路交通网，从而使瓷文化必然地在这片土地上萌生、繁荣。想起全国古陶瓷委员会主任、中国官窑学会会长叶宏明先生，1978年与其他考古工作者一起在上虞县陆续发现汉代古窑址20多处，根据“大多数出土的东汉瓷片，釉表面玻化良好，釉和胎结合牢固，釉胎的中间层处有放射状和条束状晶体，釉面没有裂纹，烧成温度均在1250摄氏度以上，吸水率则在0.5%以下”这些因素，并通过大量的分析数据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国的汉代完成了由陶向瓷的过渡，真正的瓷器发源时间是在距今1800多年前的东汉;发源地是现在上虞县的小仙坛和帐子山一带”。而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对其的发掘进一步证明了上虞乃世界青瓷的发源地。至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三国西晋之时上虞的一些古窑何以能够制作出其时颇为流行的气势雄达、工艺精美的谷仓了。
越窑的繁荣
如果说，三国西晋是上虞越窑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的话，那么，三国西晋上虞越窑窑场的数量从东汉时期的60多处猛增到三国西晋时的140余处，且制作工艺精进，盖有多重因素：一是江南地区相对稳定的政局，使人口增加，农业发展，这为上虞越窑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而依海傍湖的会稽一带，农业生产更是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二是厚葬风的盛行，扩大了越窑青瓷的销路。汉代，民间厚葬风盛行，“送终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到三国西晋，厚葬之风依然盛行。三是孙吴时期，会稽一带运河的开凿，对外交往的频繁，也为越窑青瓷外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绍兴市志》大事记“三国·吴”部分记载：大帝黄龙二年（230年），“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自章安出发，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地区）及亶洲。”又载：大帝赤乌八年，“吴开破岗渎，凿通从句容以南向东至云阴（今江苏丹阳）河道，会稽运河航路可直通吴大城（今苏州）、建邺（今南京）”。在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自郡城西郭至萧山的西兴运河。运河的开凿疏浚，对外交往的频繁，也为越窑青瓷的外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四是佛教的流行，也促进了越窑青瓷的繁荣。汉代，佛教从海路传入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的民俗发生了显着变化，表现在丧葬方面，则是将大量的佛教象征物埋入墓内。东汉时有覆钵式窣堵波模型和堆塑罐两种。到孙吴晚期，谷仓上的胡人和象征天地万物的各类动物装饰比以前更为繁密。佛教文化的盛行，使得这种佛教的象征物需求旺盛，这一方面促进了制瓷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与佛教有关的越窑青瓷产品的需求量，推动了越窑青瓷的繁荣。此外，东汉上虞制瓷业取得的卓越成就，三国西晋时地主经济的繁荣，这些因素也都促使当时上虞的瓷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上虞越窑由此步入了制瓷史上的繁荣期。
谷仓是三国西晋青瓷产品的代表作，因为谷仓的制作难度大，它使用了模印、镂孔、捏塑、刻划、贴花等多种装饰工艺，把早期越窑的装饰工艺和烧制工艺推向了极致。谷仓造型高大而不变形，工艺繁杂而不失精致，故而谷仓便当仁不让成了西晋越窑青瓷的特高工艺成就的代表。据绍兴市上虞区越窑青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馆员杜伟介绍，成型最为复杂的当数谷仓，除泥条盘筑，其他成型技法在谷仓中都能见到。谷仓制作的第一步是罐身拉坯。谷仓仓口位置其实很高，只是被亭台楼阁遮蔽罢了，仓沿易被误作仓口。
早期的谷仓仓口周围堆塑较少，仓口也就一目了然。仓沿不是仓口，其技法与泡菜坛的外唇成型相同。具体制作有两法：一种是拉坯时用手指分离而成，另一种是先贴上泥条，再转动陶车，修坯而成。仓沿是分界线，仓沿之上堆塑亭台楼阁、人物等。仓身成型后稍加晾坯，便能增加其强度。第二步是对仓身进行装饰。因为装饰需在半干半湿时进行，而仓沿之上的堆塑则需仓身瓷土较硬具备一定承重力后才能进行。否则，仓身容易变形压塌。装饰完成后再晾坯，可进一步增强仓身承重力。第三步对仓沿以上部位堆塑。堆塑由下至上，由里及外。
飞鸟、人物俑、楼阁等多用捏塑法，门、窗则镂空而成，屋脊、墙面采用刻划法，狮、佛像、龙及部分人物俑等复杂造型采用模印法。而仓口之上的方形平板，系拍片而成。平板上方的方形建筑也是如此。方形建筑成型有两法：一是先拍成四长条形泥片，再一一拼接。二是先拍成整条长方形泥片，再折成方形建筑……杜伟先生这既专业又通俗的介绍，自是还原了当时谷仓的制作场景和工艺原理。听着想着，想着听着，于是诗意奔涌而出——“出现在人们心扉的总会是旷远的丛林和阳光下一望无际的河水，往前走，林子越来越近，道路越来越隐蔽，周围一片绿色，凉凉的风里有艾草的香味……”不知不觉间，自己似乎正穿越时空而来到了西晋之时的曹娥江畔，加入到了制瓷者的队伍之中——粉碎、淘洗、陈腐、练泥、拉坯、晾干、修坯、装饰、素烧、上釉、装匣、装窑、烧成，忙得不亦乐乎。
时至东晋南朝，上虞制瓷业面临着动荡的政局，连年的战乱与频发的天灾，终令厚葬之风也渐渐消退。于是乎，上虞制瓷业也无可奈何地陷入了低落期。谷仓，这一集“奇技之巧”的青瓷代表，似乎也在瞬间销声匿迹。然而，也正如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在《早期越窑——上虞历史文化的丰碑》的序言中所言：“早期越窑是上虞历史文化的丰碑，它曾经惠及天下，给斯人斯地带来无尽的荣光。在历史的天空下，流逝的只是时光岁月，抹不去的则是文明的胜迹，曹娥江畔满山遍野窑业废墟、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出土的大量早期越窑瓷器，无不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尘封的故事。”是啊，上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西晋谷仓，不仅承载着时光岁月的瞬间，而且维系着文明胜迹的光环。它与众多早期越窑青瓷作品一起，真实地记录着“瓷器之国”的行进步履，显示着能工巧匠的超卓智慧，铭刻着早期越窑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