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炉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个谜。似乎越搞不清楚的东西越容易引起争论，越争论也就越是个谜。困扰大家的既不是宣德炉怎么鉴定，也不是有多少样式和款识，而是到底有没有宣德炉。现在就让我们循着史料和实物的脉络，探寻一下宣德炉的踪影。
真伪书之争
明代吕震编撰《宣德鼎彝谱》《宣德彝器图谱》。书中说，宣德三年(1428年)初，宣宗朱瞻基接受泰国王刺迦霭进贡的数万斤精炼铜，俗称“风磨铜”。宣宗为改善郊坛、太庙以及内廷陈设的鼎彝祭器，于三月初下旨工部和礼部官员铸造鼎彝。礼部尚书吕震会同各臣尊旨从《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收录的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及内府密藏的宋代汝官哥钧定诸窑名瓷中，选取样式典雅的117种为摹本，铸造供祭祀用礼器和陈设器。宣宗在看过臣僚呈递的所有图样和样品后谕旨，使用暹罗国晋献的风磨铜铸造宗庙祭祀所用鼎彝和内府日常炉具。所用的铜料都经过6次甚至12次提炼，共铸有3000多座。史称为宣德炉。就是这样两本内容的书，后来被一部分人疑为明末文人臆造的伪书，宣德炉则成为他们认定的弥天世纪大谎。
那么吕震何许人也？《明史》有关章节记载得很清楚。吕震，字克声，临潼人。明朝大臣，官至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不错，确实是礼部尚书。再查：吕震洪武十九年以乡举入太学。时命太学生出稽郡邑壤地，以均贡赋。震承檄之两浙，还奏称旨，擢山东按察司试佥事。入为户部主事，迁北平按察司佥事。燕兵起，震降于成祖，命侍世子居守。永乐初，迁真定知府，入为大理寺少卿。永乐三年迁刑部尚书。六年改礼部。皇太子监国，震婿主事张鹤朝参失仪，太子以震故宥之。帝闻之怒，下震及蹇义于锦衣卫狱。已，复职。仁宗即位，命兼太子少师，寻进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宣德元年四月卒。
“宣德元年四月卒”，那么宣德三年吕震奉旨铸炉又著书的记载就很荒唐了，起码说明当时即便有其事，也和吕震搭不上关系。但仅凭此一点，将《宣德鼎彝谱》和《宣德彝器图谱》疑为伪书，进而将宣德炉也全盘否掉，似乎也有些武断。
关于铸造用料
一、风磨铜与精铜
在《宣炉彝器图谱》的记录中，其出现次数最多的自然是“风磨铜”。另外“洋铜”“精铜” 两种材质的铜在炉谱(二十卷谱)中写得也十分清楚。每一座炉谱旁都标有“用八炼精铜” “用十炼精铜”“用十二炼精铜”铸成，或“用六炼洋铜”“用八炼洋铜”“用十炼洋铜”“用十二炼洋铜”铸成等字样。这样看好像就出现了三种材质的铜。根据中国冶铜行业发展阶段来看，当时只有青铜和红铜(纯铜)两种。考古发现证实，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大批冶炼黄铜(制造铜钱)。黄铜之所以在中原地区出现较晚，是因为形成黄铜合金需要锌，而锌是很难单独提炼的。此前中国历史上在平原地区也偶尔出现过黄铜制品，但那是得益于铜锌共生矿，而非有意识地对锌的单独提炼。“风磨铜”其实就是一种黄铜，是一种黄澄澄的铜锌合金。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才使宣德皇帝龙心大悦。但是“风磨铜”含锌量也许不够，色泽也未必够灿烂，所以铸造“宣德炉”时又往里加入倭铅(锌)、黄金和白银，这才产生出了黄金般澄亮光辉的铜锌金银合金，也即“精铜”。
关于铸造宣德炉时在铜料里添加金银，不只是《宣德鼎彝谱》里有记载。青海瞿昙寺有一对宣德皇帝赏赐的铜钹(现藏青海省博物馆)，高10厘米，直径43.2厘米。黄铜合金，体量较大，形制规整。两只顶部均刻有双龙戏珠纹及“大明宣德五年内加金银造”铭文。铸造工艺精湛，音响效果极佳。从使用功用上看，铜钹用料属于响铜系列，而响铜的历史始自青铜时代。以这对铜钹来看，至少在宣德五年，响铜材质已转变为黄铜合金。并与《宣德彝器图谱》中记载的，宣德三年所铸铜炉用料加入金、银等相吻合。
二、洋铜
至于“洋铜”，多半指的是当时流行的日本红铜(出山铜)。根据《宣炉彝器图谱》(二十卷谱)所述，供炉及大型炉用“洋铜”铸的多，而小型的珍玩炉则用“精铜”铸的多。同样还是以宣德皇帝馈赠给瞿坛寺的一件双耳活环鎏金铜瓶为例，高79.2厘米，口径28.6厘米，腹径46.1厘米。红铜鎏金，器形硕大，造型规正，鎏金厚实且成色高，束颈，重腹，圈足，颈部双耳云形，联套活环。直口处阳铸“大明宣德年施”款。据《青海方志资料类编》记载：“宣德二年(1427年)二月内，钦建隆国殿，赐予宝器极多。……瓶、炉、香案，皆宣德佳制也。”此为其中一件。制作工艺精良，汉铭文书体，显示出皇家铸造的雍容华贵之态，为研究明宣德时期精湛的铸造工艺和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充满了浓郁的青铜器元素，如口部造型来源于战国早期的扁壶，双耳套环、内收的高圈足及肩部凸起的火纹又与西周早期的罍几无二致。虽然该器成型略早于宣德炉的铸造时间，但其所用材质和铸器风格，与一年后用“洋铜”铸造的宣德炉可谓一脉相承。
画面中的宣德炉
“大慈法王”缂丝唐卡是西藏拉萨罗布林卡收藏的一幅珍品，属国家一级文物。原来一直供奉于色拉寺，是色拉寺的镇寺之宝。“大慈法王”即释迦也失(1355——1435年)，是宗喀巴的亲传弟子。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曾作为宗喀巴的代表赴内地讲经传法，是黄教在内地的第一个传播者，被永乐皇帝授予“妙绝圆通慧慈普英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封号。宣德九年(1434年)又被皇帝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静般若弘昭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
据西藏有关专家考证和《佛寺游》记载，“此幅唐卡应该是于宣德九年皇帝赏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时赐予他的”(张春燕，“大慈悲法王像缂丝唐卡”《中国西藏》2010年第3期)。同批御赐的还有佛经、佛像、法器、金银等。受赏物品中未记载有宣德炉，也许当时并没有“宣德炉”这一称谓，只是归入法器一类同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唐卡画面的一侧，也就是“大慈法王”像右侧的几案上，摆着一些物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香炉。圆鼎式造型。平口外侈，收颈，鼓腹圜收，三乳足较高，足根部有如意头装饰。颈下部有一周弦纹。朝冠耳较大，起自颈部。盖钮为一硕大的狮子造型，神秘生动，引人注目。盖外沿饰一周莲瓣纹。器形古拙周正，各部分比例适中，制作精良。从该唐卡的来源和受赏时间分析，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当时宣德炉的真实写照了。(图一)
名称之辩
有关宣德炉的争论可谓贯穿古今，似乎一直存在。比如有人认为真正在宣德三年铸造的铜香炉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极为罕见，即便在当时也十分珍贵。大部分带“宣德”款的铜炉都是后期仿造的，从明中叶到近现代，仿制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有人认为从未有过什么宣德年间所造的香炉，所谓“宣德炉”只能称为具有“宣德”款识的铜炉，或者泛指和“宣德”款炉形相近的不带款或带有其他款的铜炉。
其实“宣德炉”是一种泛称比较合适，它并不仅指宣德年间所造香炉，也泛指与之形制相近的铜炉。这其实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景泰蓝”，并不是专指明代景泰年间制作的珐琅器，而是对一种特有工艺器物的泛称。据记载，宣德三年铸铜炉，合计数千余件。当时宣炉除了供御用外，也用来分赐给诸王、臣下及京内各郊祭坛，甚至于各地的闻名寺院。分布得非常广泛，以至现在宣德炉随处可见，而真正流传有序的又竟然失落得几乎无迹可寻。
从清宫旧藏器看，大部分带“宣德”款的铜炉都是明中叶以后铸造的，但在年代和工艺上仍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虽然尚不能确认哪件是宣德三年铸造的“真宣”，但是宫廷旧藏器中宣德炉作为一类器物是客观存在，不容置疑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宣德炉的争论可以就此而止了。
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炉来盖称这一类旧藏器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还有很多的鼎、簋、鬲、尊、壶等各式，这些器物明显借鉴或模仿了青铜器的造型。根据明吕震《宣德鼎彝谱》和《宣德彝器图谱》的记载来看，本来也是参照《博古图》等书及内府所藏秦汉以来炉、鼎等样式铸器的。当然，若据此以“鼎彝”或“彝器”统称也不太适合，因为还有更多的炉式造型，是为同理。另外还有更多的非宣德款的此类铜器存在，如“大清雍正年制”款铜炉，一律称之为“宣德炉”也已经有专家提出了异议。那么有没有一种科学的名称来概括这些铜器的定名呢？
这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实物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古籍和档案，我们发现有一种称谓，无论对于明造还是清造的宣德款铜器来说，都是非常适宜、非常科学的，这就是“宣铜”。“宣铜”一词最初见于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和文震亨《长物志》，清代《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也有出现。指铸器时以明代宣德炉的用料和冶炼方法为本，也即黄铜工艺的代称。“宣铜”器用料丰富，质地细腻，色泽莹润，造型精致，不仅代表着宣德时期铸器的水平，也标志着我国铜器铸造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清宫旧藏器来看，明代的“宣铜”器宫中也有留存，非常难得。但清代铸造的占多数，其中康雍乾三代的官款是当然的清造“宣铜”标准器。当然，目前把宣炉一律称之为“宣铜”器，大家接受起来暂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妨仍约定俗成叫做“宣德炉”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