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专家学者治学不严谨、研究不深入，简单臆断、妄下结论，导致研究成果南辕北辙、漏洞百出。比如，我在《中国白瓷的拐点——定窑》提到的“仁和馆”白定瓶事件：明朝晚期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妮古录》卷四中记载：“余秀州买得白锭瓶，口有四钮，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他写的是一个白色纱锭形状的瓶子（上图，属磁州窑器），但清朝大学士陈元龙在《格致鏡原》中照抄陈继儒的话时，把“白锭瓶”错改成“白定瓶”，这一字之差，谬误大了，从这之后近代、现代专家学者据此对陈继儒口诛笔伐，说他如何如何不认识瓷器，把磁州窑当成定窑，制造了一个大的“冤案”；我在写《曜变的紫霞——钧窑》时，发现193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对钧窑瓷器的断代草率而且很武断，不切实际地把属于元、明的钧窑瓷器确定为北宋，令世界瞠目结舌，至今还没有纠正；我在写《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时，发现专家、学者在解读南宋人叶寘和顾文荐在其书中“袭故京遗制（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这句话时都跑偏，把它理解为“依照故京（徽宗）官窑的模式（体制）在修内司设置官窑”，其实只要了解北宋宋徽宗赵佶、南宋宋高宗赵构对祭祀天地的重视程度就很清楚，这个“遗制”原意并不是指官窑，而是指宋徽宗时期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宣和博古图》不仅规定祭祀所用的器具名称、形状、样式等规制，还规定了大小尺寸，并要求严格执行，南渡途中曾将此图册丢失，高宗赵构紧急动员力量重新编制，并且在此后的大型祭祀活动中使用，祭祀用器本应多用青铜制作，条件不具备时也可以用瓷、陶甚至竹木制品替代，但形状、大小等必须依据《宣和博古图》进行规制，这也就是修内司、郊坛下官窑在制作祭器（礼器）时为什么要“澄泥为范”。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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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龙泉窑贯耳壶相关拍卖记录（数据Artron）：
明 五彩龙纹花卉碗 （一----成交价:GBP149.04万----成交日期:2019年1月20日
明 哥窑盘 （一件）----成交价:GBP162.00万----成交日期:2019年1月20日
明 青釉四方炉----成交价:RMB287.50万----成交日期:2019年6月6日
明初 钧窑天蓝釉六方花盆----成交价:HKD1217.50万----成交日期:2019年4月3日
明 龙泉窑执壶----成交价:RMB161.00万----成交日期: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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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贯耳壶怎么样鉴定出手，正式开讲之前，我还想从社会风气和治学精神的高度，来吐槽一下陶瓷界为什么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有人说，哥窑问题之所以复杂，仅仅因为窑址没有找到，如果”传世哥窑“窑址找到，问题、争议也就消失。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不对，造成诸如此类问题繁杂的根源是很深的，既有社会不良习气所扰，也有治学精神浮躁所致，还有封建传统思维束缚，说白了，陶瓷界本身存在的痼疾不少。就哥窑这个事情来说，即使窑址找到、眼前问题解决，也只能说标治好了，但本因还在，正所谓“治标不治本”。那么，造成哥窑等类似问题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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