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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视野被打开，中国古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就会受到新的冲击。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古文献研究者尝试对“文献学”一词的缘起进行考察，并梳理日本和德国“文献学”的情况，对它们与中国文献学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美文献学领域的“新书籍史”研究给中国历史文献学带来的改变。张升近些年对西方“新书籍史”研究用力颇多，
不仅梳理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专著、学者及观点，收旧书收购旧书（蔡先生：）忌用洋纸夹衬古籍。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收购旧书古籍收藏是收藏市场上的冷门，虽然门槛不高，但是眼界必须要广，尤其对于学术古籍是史料的记录载体，记录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材料。
其他文物是通过陈列提供利用的，人不可以触摸文物；而古籍的阅读无法拒绝人的触摸，因此比其他文物更易损坏。古籍的复制品尽管可以部分替代古籍原本提供利用，但无论是制作数字化拷贝、缩微复制品还是古籍的再造，除需要昂贵的经费支持外，这些复制品都比古籍原件更难长期保存，且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用以维护和更新换代。
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传统的做法是：每当秋高气爽的时节，可以把书翻开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去除长期存放积聚的湿气。切忌不可直接放在太阳下暴晒，那样容易使纸张老化变脆。如果将古籍长期置于湿度很高的地方，很可能会发霉，或者引来蠹虫，这会对古籍造成致命的损害。
如果书籍万一受潮，可以把图书装在塑料袋里，放到冰箱冷冻室中冻上几个小时，然后把书拿出来，再搁到室内通风处吹干，这样就可使受潮的图书基本恢复原貌。
还关注西方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新书籍史对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启示，认为新书籍史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带入文献学领域，为古文献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张升在西方新书籍史研究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古文献学，认为“文献学是研究有关文献产生、流通、收藏与整理的学问”。他在其新作《历史文献学》中突破传统，按照“文献学的理论与研究资料”、“文献的产生”、“文献的流通”、“文献的收藏”、“文献的整理”的思路诠释了整体文献学的理念另外，对国际相关研究成果的参考和利用，也极大地补充甚至改写了一些中国古文献学史及其相关专题的内容。
上海红星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