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6年,在吉仁台沟口遗址清理房址20座及早期墓葬8座,出土陶器、铜器等遗物1000余件(组)。该遗址为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是目前为止伊犁河谷发现、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为建立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
人物研究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是艺术史研究中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体现。当人物兼具跨文化、跨领域的特质时,搭建一个艺术史人物研究网络,提炼其艺术精神,寻求艺术人物研究的独立语境与独特的学科范式尤为重要。本文从分析艺术史发展困境入手,主张多层面、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以搭建艺术网络与提炼文化核心为路径,探索艺术史研究界域与研究方法 ;以近代社会活动家、音乐学家王光祈作为人物研究个案,通过对其艺术史坐标的分析,挖掘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与文化核心,使艺术史研究更趋完整。
2007年,焦作市中站区后辛庄村民在迁移祖茔时,发现了一座五代后周时期的土洞单室墓,出土青石质墓志铭一合。墓主人卢价,是五代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墓志详细记载了卢价的籍贯、历和家世情况等。墓志为其亲侄、后任宋代宰相的卢多逊撰文并书丹。该墓志对于研究五代时期的社会情况具有重要价值,为了解和研究历史名人卢价和卢多逊增添了新的资料。
明朝建立后,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铜镜铸造业获得了很大发展。铸镜工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纹饰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本文结合考古出土资料和传世品,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明代铜镜的类型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铸造时间提出了看法。
博物馆保存的彩绘陶器保存状况各不相同,而制作工艺、害程度等因素也影响到彩绘陶器的保护修复效率。以往采用的手工绘图、测量的记录方式,可能会对本来已经起翘、酥粉的彩绘层造成损坏。们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需保护修复的彩绘陶质文物进行精密测量,并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测量分析,为提高彩绘陶质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新的途径。
2013年4月,在郑韩故城发现唐代张昭训墓葬。墓中出土墓志记载了墓主人是死后特意埋葬在黄帝故里风水宝地上。墓志中还出现了关于郑都城标志性的地名。此墓的发现对研究古代新郑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方孔木先生为原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研究馆员。1958年到博物馆工作,参加博物馆新馆陈列筹建。1973年后,任"历史陈列"和"近代"、"当代"陈列总体组成员,参与陈列的总体构思和策划。此次访谈主要围绕"回顾博物馆的陈列"这条线索,内容涉及博物馆建馆初期的陈列状况、陈列的历次修改、博物馆陈列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后,方孔木先生谈了对家博物馆展览业务的期望。
周代是古代砖瓦材料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周代砖瓦窑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研究,并对该时期不同阶段所使用的砖瓦窑的型制和结构特点、砖瓦窑的建筑方式、砖瓦生产专业化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文通过辨析盘龙城等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指出,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延续了石家河文化传统的"石家河文化组"遗存上承龙山时代的石家河文化,下启该地区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遗存,是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并认为约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前这一地区已出现了三星堆文化因素。从而揭示出二里头文化的南下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文化格局,启动了石家河文化的发展机制,产生了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历史图景。
戈体援与胡夹角之大小直接关系到戈、戟的使用功效,其变化是戈、戟形制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工记》指出了援与胡夹角过大或过小对戈、戟功能的危害,并提出"倨句外博"的技术要求。本文运用力学分析的方法,对"戈体已倨已句二"进行阐述,并对已有注释进行分析。《考工记》"戈体已倨已句"是指戈的两种功用对其形制的要求。也是对青铜戈、戟形制演变规律的技术总结。
周代合体造型玉器,加进了人的参与和主导,这就突出体现了当时社会观念形态中人格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显示了结合造型的艺术成果。在西周时,龙神已被人格化,并被尊为人间与神界相依相合、互相沟通的神。玉雨师像即是龙神文化品格被提升的产物。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建筑发展的重要阶段,裴李岗"居天下之中"的优越地位,使其房址具有若干鲜明特征,这些特征是当时建筑形制与技术的产物,对后来中原乃至全的建筑发展都大有影响。由于使用功能的差异,裴李岗文化的房址丰富多样,或折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或反映与同期其文化之间的交流。本文依据平面形状、柱网布局、火塘位置、出土器物等要素,尝试归纳出裴李岗文化房址的三种功能,以及地穴和屋盖结构的演变。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顶藻井音乐图像中包含着许多乐器,这些乐器呈中心对称式排列,是打击乐器、奏乐器和拨乐器的组合,是传统乐器、外来乐器和佛教法器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的交流融合及北魏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
家博物馆藏"中华人民共和人民之印",学者通称为新枚"印"。长期以来,关于此印的镌铸细则、印文确定、交付镌铸和启用时间、镌刻者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依据家博物馆有关该印的文物档案,以及档案馆的有关记载和其相关历史资料,结合本馆对此文物的鉴定,回答了上述问题。
山东泰安龙门口遗址出土两件青铜簠,器盖与器身内底部铸有相同铭文,根据铭文内容可将铜簠定名为"商丘叔"簠,其时代为春秋早期。有学者认为"商丘叔"簠系卫铭器,笔者则认为其为春秋早期宋器。
铜铍是东周时期流行的长器,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可以确认为铍的青铜器约80多件。本文根据铍头尾部的不同将这些铜铍分为三型:A型为銎骹铜铍,B型为扁茎铜铍,C型为异型铜铍;依据对出土铜铍的类型学分析,并参照出土铜铍墓葬中器组合情况以及商周秦汉时期方式的变化,将出土铜铍分为五期:期,两周之际至春秋晚期前段是铜铍演变过程中的初始期;第二期,春秋末期至战早期是发展期;第三期,战中期是成熟期;第四期,战晚期至秦是鼎盛期;第五期,西汉早中期是衰亡期。
本文根据黄天树先生对殷墟卜辞分类断代的研究,确定了卜辞族名称"周"的时代属殷墟二期,并根据文献记载古公亶迁岐的时间相当于殷墟三期,指出殷墟卜辞"周"不会是姬姓周人。然后根据王恩田先生的考释,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将甲骨、金文中表示族名称的两种写法的"周"相联系;又据张懋镕先生姬周贵族不用族徽和日名的说法,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周"族也不是姬姓,而是妘姓,此妘姓之周应与殷墟卜辞中的"周"为同一族属。后指出,同族氏称号而不同族姓是先秦历常见的现象。
宋代朝奉郎萧揔乃皇室贵胄,其墓志涉及宋代名人、萧姓源流、地方史志等问题,是珍贵的出土文字资料。
楚故都纪郢被秦攻陷,顷襄王迁都陈,历时38年,留有众多遗存。如陈郢故城、楚王室贵族墓葬群、章华台、丛台遗址及楚窖藏金银币等。
2001～2008年,对重庆市忠县将村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汉至六朝墓葬共计257座。比较典型的5座汉墓中有3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座为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5座汉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当地汉至六朝时期的葬制、葬俗等提供了新资料。
广西贵港罗泊湾西汉前期墓出土的漆绘铜器纹饰内容丰富多彩,耐人寻味。铜盆所绘是四组各自独立而又前后连贯的战争叙事画,叙说墓主生前的一段经历;铜筒仿自竹筒,分上下两节,每节画面又分上下两段,自下而上描述了方士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全过程。两者画风相同,一个反映死者生前活动的片断,一个反映死者灵魂升天的过程。一阳一阴,表现了墓主生死两重天的境况。
四川地区六朝瓦当可分蜀汉、西晋和东晋、南朝两个时段。前者有云纹、斜线纹瓦当,虽与曹魏、孙吴瓦当有一定共性,但差异更加明显,故以地方文化因素为主。后者有莲花纹和面纹瓦当,多有强烈的六朝文化特征。因四川地处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圈的边缘,这两类瓦当仍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且面纹瓦当还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
辛亥的旗帜呈现纷繁杂乱的特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本身的复杂性。孙中山坚持使用青天白日旗,共进会设计了自己的旗帜十八星旗,武昌起义后,各地起义者打出各种以"反满"相号召的旗帜,后来随着各种力量的妥协,五色旗被各方接受,成为中华民的面旗。
清源遗址是乌江流域的一处重要遗址。通过对其商周遗存与其时间、空间有密切联系的遗址比较分析可知,乌江流域的商周考古学文化遗存都应属于三峡地区的石地坝文化,同时其陶器又深受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和鄂西路家河文化的影响,其细石器又源于川西高原传统。
2012年5-6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市区大岭路南段西侧化工厂整体改造工程建设时,发掘清理了两座金代砖室墓,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豫西地区金元时期葬俗及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