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人类在历史上制造使用并遗留到今天的，具有一定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的实物遗存。从鉴定学角度粗分，一般可以分为字画、青铜器、瓷器、玉 器和杂项五大类。文物在明代和清初被称为骨董或古董。乾隆年间（1736—1795年）始称为古玩。20世纪50年代，叶恭绰先生鉴于《尚书·旅獒》中有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之说，建议将古玩改称文物，后渐定名至今。
文物鉴定和文物与生俱来。解放前，当时经营和收藏古玩者，必须懂鉴定，否则一旦“打眼”（鉴定错误），将面临着声誉和经济上的损失，民国时期，北京琉 璃厂“式古斋”曾以一万元买进一件青铜提梁卣（后被证明是赝品），因此直接导致了店铺的倒闭。因此古玩商和收藏家必须具备相当的文物鉴定能力。他们丰富的 鉴定能力，来自于收藏与经营中长期的实战与摸索。他们所见文物何止万千，正所谓“不知真者，不可以辨伪”。只要文物一上手，就必须当场拿出鉴定结论，没有 拿回去研究一说。这种电光石火的瞬间结论，是建立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虽然不免有科学性的欠缺，但可靠性非常强。
古玩商的鉴定方法的传承，以言传身教为主，在理论上与系统上都有欠缺，更少有成文的论述。当时在古玩界的从业人员要拥有一门鉴定技能，也绝非易事。以 古玩商云集的北京城为例，每一家古玩店，只有掌柜的等一两个人懂鉴定，因有“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之说，鉴定文物的技能密不外传，即使传授，内容和范 围也极为有限。其学徒主要从事打扫卫生、招待客人和记帐等杂事，绝大多数难以学到鉴定技能，以至于有些人在古玩店干了一辈子也不懂鉴定。例如，“赏奇斋” 古玩店在其经营的1898—1942年间，由经理杨润斋一人独掌经营与鉴定，对徒弟搞非常严密的鉴定技能封锁，以至于这个开了近半个世纪的老古玩店，没培 养出一个懂鉴定的人。
解放后，随着国家对文物鉴定工作的逐步重视，许多旧古玩商，如敦华斋的孙瀛洲、韫玉斋的孙会元、通古斋的乔友声等，或被吸纳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 员，或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专家。他们将过去文物鉴定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有的还出版了鉴定专著，教书育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成为学术巨擘，极大地促进了 文物鉴定事业的发展。
但是，由于政治动乱等诸多客观因素，大多数旧古玩商的文物鉴定技能没有能够传承下来，可以说既无传人，亦无著述，成为历史的缺憾。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文物事业的进步和民间收藏热的风起云涌，各博物馆、图书馆和收藏家斥巨资收藏的事例屡见不鲜。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央电视台 为此甚至辟出了专门的鉴宝栏目与鉴定讲座。各种文物鉴定学习班、培训班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布全国，为有志于文物鉴定的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与掌握鉴定技能的 机会。
现代意义的文物鉴定，是指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准确地判明文物的真伪、年代和作用，通过对文物的综合研究，分析和解释文物的形式与内涵。一般所讲的 文物鉴定是指那些没有出土地点，数量多，存在分散的传世品和流散文物。总的来讲对文物进行鉴定，选择标准器是最基本的方法。通过全面归纳总结标准器的特 征，明确其时代特点和风格，从而来确定某件文物的时代。当今条件下的文物鉴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因为现在的鉴定工作在理论和技术方面都有了新的突 破。理论上的突破，主要得益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研究工作广泛而持久的开展，这些工作为文物鉴定提供了大量的标准器，也为文物鉴定建立了确凿可靠的参照 谱系；技术上的突破是由于热释光法、紫外线照射法和电子显微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在文物鉴定中的运用，使得标准器的一些量化指标得以确立，为文物鉴定提供了科 学的依据。
以上两个方面的突破，为我们文物鉴定工作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而二者的结合，即科技手段和目测鉴定的结合则代表着文物鉴定发展的方向。
但是，文物鉴定事业也存在着这样那样使人堪忧的问题：
一是各大专院校重考古、轻鉴定的取向在近几年仍未有根本的改观，师资力量的匮乏和课程设置不合理的现象还较突出，教材多数泛泛而谈，实用性不强；二是 文物鉴定要求多见多看，尤其需要近距离乃至“上手”观察，而这一点受《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等诸多条款的制约，难以做到。使有志于鉴定工作的人员失去 了熟悉标准器的机会，极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三是随着文物鉴定理论方法和技术的进步，作伪手段也日益翻新，有作伪者专门订阅了收藏甚至文物考古方面的杂志， 并跟踪的鉴定方法和手段，有针对性地随时提高自己的作伪水平。这就导致部分鉴定专家不敢公开把自己的鉴定方法讲得过深过透，使得这些宝贵的鉴定知识面 临着失传的威胁；四是虽然已出版的文物鉴定著述汗牛充栋且文物鉴定社会办班比比皆是，但其所传授内容良莠不齐，有些以讹传讹，致使谬种流传，容易误导鉴定 人员。
以上原因，使熟练掌握文物鉴定技能的人才青黄不接，是鉴定技能传承的重大隐患。文物鉴定必须是无损鉴定，而现在的多数科技手段不能或只能部分满足这个 条件，要达到完全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无损鉴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文物鉴定技能是以人为核心的，文物鉴定现在或将来都以“目鉴”为主，即以人 为中心的鉴定，无论将来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高度，这一点也难以改变。在自然生物界里，一个种群繁衍生存的前提是要达到2000个个体，否则就属于濒危物 种。文物鉴定，作为一种专业技能，由于其学习掌握的过程极为特殊，再加上掌握难度也较大，只会有少数人能够熟练掌握。这种现象与目前的社会形势和需求产生 了矛盾，为了保证文物鉴定这种特殊技能脱离濒危的状态并传承发展、发扬光大，我们应该有更多专业水平过硬的鉴定人才。
为改变当前人才缺乏的现状，针对以上突出问题，建议文物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门要共同重视文物鉴定的正规教育，这是解决文物鉴定技能传承问题的关键途径。 要加大投入力度，在师资力量和课程设置方面合理配置；再以各种方式，培训一定数量的文博工作者，使之掌握鉴定技能；还要在教学用具，即文物标准器的使用方 面尽快出台配套的政策乃至法律法规；加强社会办班的管理，进行资格认定，使之规范化；建立标准器的档案和数据库，完善参照谱系；以专家班子为基础，抓紧整 理出权威的、完整的、实践性强的文物鉴定教材；更要重视鉴定工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利用进的科研成果，加大文物鉴定中科技含量的比重。使我们的文物鉴 定工作走向深入并传承与弘扬这种科学技能。
